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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電視讀書節目如何與大眾文化共舞

萬彬彬

2013年07月22日13:44    來源:視聽界    手機看新聞

2012年4月,由新聞出版總署主管的《中國新聞出版報》在“世界讀書日”推出了特刊,首次對全國的報紙、廣播、電視、新媒體開辟讀書版、讀書周刊、讀書欄目(節目)的情況進行調查,結果顯示,僅存六檔電視讀書節目。即,中央電視台科教頻道《讀書》(原《子午書簡》)、北京電視台青年頻道《書香北京》、河北衛視《讀書》、上海星尚頻道《今晚我們讀書》、上海第一財經頻道《速讀時代》以及鳳凰衛視《開卷8分鐘》。相較於廣為人知的國外電視讀書節目,如美國的《奧普拉讀書俱樂部》(Oprah’s Book Club)、英國的《理查德和朱迪讀書俱樂部》(Richard & Judy Book Club)以及法國的《猛浪譚》(Apostrophes),國內外電視讀書節目有何共通之處,文化環境和節目形態上又表現出哪些差異,本文試作分析,並在此基礎上探討該類節目的未來。

一、共性化的困境與問題

1.並不樂觀的閱讀環境

2012年6月,由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組織實施的第九次全國國民閱讀調查顯示, 2011年人均閱讀圖書、報紙和期刊分別為4.35本、100.70期(份)、6.67期(份),年人均閱讀電子書1.42本。[1]

2004年,美國發布了一份題為《岌岌可危的閱讀習慣:美國文學閱讀調查》的報告顯示,“閱讀文學作品的成年人比例與以往數十年的比例相比出現了大幅下滑,其中下滑幅度最大的當屬18—24歲年齡段的青少年。[2]以探討“數字時代如何麻痺青年一代並危及他們的未來”為主題的《愚蠢的一代》作者馬克•鮑爾萊恩,在書中頗有感慨地說道,“這種對書本和閱讀公然漠視態度是全新的。雖然,歷代青少年對於學校布置的家庭作業都憤恨不已,而且也隻有一小部分人通過刻苦鑽研成為各個時代的知識弄潮兒,但是,從來沒有哪一代人四處宣揚‘非閱讀’(具有閱讀能力,但是選擇不閱讀)是一種正當行為。”[3]

中外電視讀書節目所賴以生存、具有共同性的社會閱讀環境如此不甚樂觀,依存於電視這種電子媒介上的讀書行為以及讀書節目的生存狀況就更令人擔憂了。

2.如何與大眾文化共舞

1993年,上海《文匯報》率先發起“人文精神大討論”,隨即形成熱潮。“正是在‘人文精神復興’的呼聲中,讀書節目作為一種全新的電視節目形態應運而生” 。[4]由此可見,在中國電視讀書節目誕生之初,就已秉承了精英主義的理念,如央視《讀書時間》欄目所言“力圖使欄目成為加強精神文明建設、倡導高雅文化的窗口”。因此,我們看到以《讀書時間》為代表的電視讀書節目,從節目的選題、書籍的選擇到話題的設置都走的是精英路線。電視讀書節目在節目形態上表現的曲高和寡,與大眾文化的類型化、日常化、娛樂化、商業化等特點相去甚遠,在2004年《讀書時間》停播之后,國內十余檔讀書節目也相繼退出了電視屏幕。

電視讀書節目如果對大眾文化採取不理不睬、自說自話的態度,其結果必然被大眾文化所拒絕與摒棄。國外的電視讀書節目亦然。2009年,在法國電視2台播出還不到1年的讀書節目《文學咖啡館》因收視率過低而讓位於一檔情感節目。

由此引申出來的一個問題是,電視讀書節目如何與大眾文化共舞?中外電視讀書節目的解讀方式存在著差異。

2011年6月,央視《子午書簡》更名為《讀書》,其主持人李潘在採訪中提到,《子午書簡》時期,有趣,也就是話題性、故事性,排第一位,然后才是有用和主流價值﹔而在《讀書》中,三條整個反了過來,她特別強調“有用”的涵義:“除了物質上的有用,我們更追求精神上的有用。”其想爭取的是在“更多中小城市裡,受過相對良好的教育,渴望精英文化,可生活環境裡又得不到這些信息的那群人”。[5]可見,其呈現出來的面孔不是對大眾文化的妥協,而仍是同以往一樣對精英文化的堅守。

美國《奧普拉讀書俱樂部》這一堪稱經典的美國電視讀書節目則是在褒貶不一的爭議中走過了17年。1996年9月,奧普拉借助於已經開播了10年的《奧普拉脫口秀》(The Opera Winfrey Show)的影響力,創辦了以“讓美國重新開始讀書”為初衷的《奧普拉讀書俱樂部》。該節目的受眾群體主要是18—54歲的女性,這一部分人也是美國公眾閱讀的最大一部分群體。[6]在節目中,奧普拉根據女性觀眾的特點,將對書籍的介紹嵌入到女性的日常生活中,引導她們拿起書本,開始閱讀也許是生平中的第一本書籍。《與日常生活的辯証關系:在〈奧普拉•溫弗瑞讀書俱樂部〉中的傳播及文化政治》一文分析道:《奧普拉讀書俱樂部》的制作者考慮的是如何將讀書和閱讀嵌入到女性的日常生活中,而不是為女性增加負擔,讓他們來改變日程進行閱讀。[7]因此,《奧普拉讀書俱樂部》選擇為女性所更為青睞的流行大眾文化讀本,比如言情小說。

《奧普拉讀書俱樂部》的成功和流行,在與大眾文化水乳交融的同時,也伴隨著爭議。一些文學學者堅決抵制印有“奧普拉讀書俱樂部”印章的作品版本。2001年9月,這種情緒達到了頂點,代表性的事件是,《奧普拉讀書俱樂部》推薦作品《修正》(Corrections),然而該書作者喬納森•弗瑞森(Jonathan Frazen)公開拒絕這項“榮譽”,其所擔心的是,“如果他與一位學識根基並不深厚的主持人討論書,那些所謂的嚴肅讀者就有可能不再去看他的書”。[8]可見,電視讀書節目如果與大眾文化相得益彰,就會有來自精英分子批判與抵制的聲音。當然,大多數獲得推薦的作者,還是會樂此不疲地接受《奧普拉讀書俱樂部》的獎章﹔美國圖書館學會也將象征著最高榮譽的終生“榮譽會員”授予了奧普拉。

二、差異化的文化背景與節目形態

1.閱讀傳統的差異:分享與自悟

在學者們分析《奧普拉讀書俱樂部》為什麼成功時,泰德(Ted Striphas)提出:研究《奧普拉讀書俱樂部》的重要性時,“不能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它是一個俱樂部,從定義上來看,意味著具有一定程度的社會團體,或者更為樂觀地說,是指有意願就某一社會問題進行討論的那一部分讀者群體”。[9]另外,《理查德和朱迪讀書俱樂部》、《猛浪譚》也是直接或間接地依托俱樂部這樣的群體組織。

圖書俱樂部誕生於上世紀20年代的德國,現在已經成為西方人重要的閱讀方式之一。圖書俱樂部的成員通過俱樂部的推薦去選擇閱讀書目,然后可以就同一本書進行交流與探討。圖書俱樂部所營造的是一個將圖書由“被看”走向“被討論”、眾人能夠參與並分享讀書體驗、分享快樂的公共話語空間。在此話語空間中,每一個讀者都可以發出自己的聲音,談論自己對於書籍獨特的感受,同時與他人進行對話。可以說,俱樂部在營造公眾話語空間的屬性上與電視媒介有著某種共通性。如果將一台攝像機直接去原生態記錄一次俱樂部活動,也具有可以在電視上展現的條件,因為這裡有交流的平台、有對話、有分享,有著滿足電視視覺化表現的元素。

然而,在中國,情況卻並非如此。中國自古以來對於讀書的看法更為強調的是在適宜環境中帶有自悟性的個人閱讀,“妙處可悟不可傳”,最精彩之處不是與他人進行交流、分享,而是在“拈花一笑”間了悟於心,就如南宋美學家嚴羽所提出的“大抵禪道惟有妙悟,詩道亦在妙悟”的“妙悟”之說。然而,這“悟”字是最難在電視空間上用影像來傳達的。因此,中國電視讀書節目首先需要調整的是如何讓大眾改變千百年來讀書是個人閱讀式的傳統,讓讀書從自悟、圍爐夜話,進入到公眾話語空間。

2.節目形態的差異:脫口秀與談話節目

從節目形態來看,國內僅存的六檔讀書節目中有四檔是談話類節目,另兩檔則偏向於資訊類。而國外幾檔經典讀書節目都屬於脫口秀。

脫口秀是人際交流中較為原生態的展示(show),更為強調的是情感的自然流露,主持人能夠說“真話”、“刺話”。法國《猛浪譚》的中文譯名,就取其主持風格具有猛浪之意,畢佛曾表示,“向一位作者說他的近作令人失望,無論就讀書的樂趣或禮貌而言,都無傷大雅”,其直言不諱的性格非常鮮明。[10]

中國電視讀書節目從傳播模式來看,更偏向於傳遞模式(見表1),雖然節目主持人與嘉賓是在對話交流中構建話語場,然而,其最終目的還是在傳遞讀書的意義與價值。在談話節目中,我們看到的不是觀點的沖突、現場觀眾的互動,而是強調觀眾對書籍本身、對作者寫作背景與經歷的認知過程。相對來說,國外電視讀書節目更偏向於展現模式,其強調的是分享、參與、情誼等。正如詹姆斯•凱瑞(James Carey)指出,“儀式觀點並不直接關注空間中的信息擴展,而是社會在時間上的維持﹔它並不以信息的行為為目的,而是共同信仰的表現”。[11](見表1)

表1 大眾傳播的兩種模式

三、電視讀書節目有沒有未來?

電視與讀書,作為電子媒介和印刷媒介,從開始的相遇就展現了諸多的不同,主要表現在電視媒介的碎片化與印刷媒介的有序性。更進一步說,我們可以接受在一檔電視讀書節目中插播幾條廣告,卻絕對不能容忍在書籍中間插入幾十頁與主題完全不相關的內容。電視引導人們來看,而書籍更多的是引導人們去思考,然而電視卻最不適宜展現思考,因為,在思考過程中,觀眾沒有東西可以去看。原《子午書簡》的主持人李潘曾談到,她一直面臨著這樣的質疑:“作為‘快消品’、大眾化的電視,和代表高雅文化、面向小眾的讀書,本質上天然矛盾,因此做電視讀書節目,從根本上就不可行”。[12]

那麼,電視讀書節目是否最終會從電視上消失?在我看來,一檔節目是否會繼續存在,最終取決於它是否具有存在的價值。

著名喜劇演員邁克爾•佩林在評價《理查德和朱迪讀書俱樂部》時說道:圖書世界相當小眾,局限於幾家大報的少數書評家之手,這是個恥辱。我們不能再把讀書看成是一種上流社會的、知識分子的活動。理查德和朱迪鼓勵人們在閱讀和選書時找到更多的自信,因而擴展了欣賞與興趣的范圍。他們帶來的沖擊已經成為一種現象。

1997年,美國圖書館學會在授予奧普拉終生“榮譽會員”的頒獎詞中寫道:奧普拉•溫弗瑞,通過她的讀書俱樂部,復興並促進了閱讀在美國公眾中的重要性,她對此所作出的努力超過了當今時代的其他公眾人物。

創辦於2000年的河北衛視的《讀書》節目,在2009年初躋身廣電總局確立的全國二十個示范欄目之列。時任廣電總局副局長的胡佔凡批示是:“在惟收視率的不良環境下,《讀書》能堅守品味和格調,營造文化氛圍,實屬不易,謝謝大家的執著精神。”

以上三段對於中外電視讀書節目的評價,說明電視讀書節目有其存在的價值與必要性。雖然,注意力的獲取是一個“零和”游戲,一方得益則另一方必然受損﹔雖然,讀書這種行為在電視上有著諸多先天的不適﹔雖然,電視讀書節目的命運起伏波折,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這種節目形態不會消失。因為,總是會有像奧普拉這樣的人,為了讓更多的人了解書籍的力量,而去爭取更多的媒介關注與空間。

注釋:

[1]去年我國人均閱讀圖書4本 半數國民自認閱讀量少.証券時報網,2012—04—23.

[2][3][美]馬克•鮑爾萊恩.最愚蠢的一代.楊蕾譯.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1—07:48.

[4]金山.新版《子午書簡》的定位及啟示.電視研究,2010—04:48.

[5][12]王硯文.《讀書》變大眾化是痴心妄想.新商報,2011—08—25.

[6]Dortch, S. Ready Readers.Reluctant Readers. American Demographics,1998,May,8,10-13.

[7][8][9]Ted Striphas A Dialectic With the Everyday: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Politics on Oprah Winfrey’s Book Club.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Vol.20,No.3,September 2003,297-312.

[10]讀書節目的經典《猛浪譚》.看!媒體.2007—10.

[11][英]丹尼斯•麥奎爾.麥奎爾大眾傳播理論.崔保國,李琨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07:60.

(萬彬彬:中國傳媒大學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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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趙光霞、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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