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飄萍媒介批評實踐與思想論略

【摘要】邵飄萍對媒介批評及其社會功用有著明確的認識，他對源於封建專制心態、阻礙新聞傳播正常發展的種種不當干涉行為，從現代新聞法制角度給予了猛烈抨擊﹔對當時的新聞失實、新聞界腐敗等種種不良現象，從專業的角度進行了嚴厲批評。邵飄萍的媒介批評活動在引介和普及現代新聞理論、促成中國新聞學術現代化方面，有推助之功。

【關鍵詞】邵飄萍﹔媒介批評﹔新聞腐敗

消息，不僅使曹錕大為惱火，也使孫寶琦十分難堪。新聞界16日披露的消息，國務院4天之后才在秘書廳致警廳的公函中，一面公開否認通電一事，一面函請京師警察廳對轉錄消息的《京報》《晨報》嚴加追究：“連日北京晨報、京報等報疊載院發寒電一節，殊堪詫異。查本廳寒日並未發出如各報所記通電。該項電文顯系奸人捏造，意圖挑撥。即希貴廳向各該報館查明該電原系由何處發布，嚴切根究，依法辦理。”顯然，國務院秘書廳致警廳的公函有著弦外之音。在刊發寒電一事上，《京報》不過是轉載，並注明了是轉發中美通訊社的消息。且為慎重起見，18日的《京報》又轉發一篇《國務院中之兩大離奇案件，寒日通電果有耶無耶 閣議節略何處得到耶》的消息，對寒電的真實性表示懷疑。轉發的消息披露並且分析了府院內部以及中央與地方的尖銳矛盾。無論消息披露的事實真確與否，《京報》都是轉載者，且轉載了不同觀點的消息，新聞處理態度十分慎重。最先發布這一消息的是《世界晚報》，社長成舍我與孫寶琦有著特殊的關系和交情，正是因為這層特殊關系才演發了這條消息，其他各報才相信並予轉發。國務院佯裝糊涂，對《世界晚報》不聞不問，也不追查中美通訊社，偏拿向不順眼的《京報》《晨報》開刀，是想殺一儆百，既殺一殺《京報》的銳氣，又給輿論界一個警告，同時還可掩蓋政府內部矛盾，可謂一箭三雕。

邵飄萍對這種有偏有向的處理，非常反感和憤怒。從6月20日至24日，他先后公開發表《昏聵糊涂之國務院秘書長》《本社社長對孫寶琦嚴重質問》《本報並無過甚之要求——請同業公開批評》《從新聞學上批評院秘廳對新聞界之態度》4篇文章，從新聞法的角度理直氣壯地質問秘書長不依世界新聞慣例先直接向報社要求更正，也未依法律手續向司法機關告訴，而遽令警廳嚴切根究依法辦理者，所依果系何法？質問孫寶琦同罪異罰，對擁護者優容，對嚴正者威脅，是何居心？邵飄萍一針見血地指出，這類事件証明行政機關不承認言論機關、新聞記者具有獨立平等的社會地位，任意壓迫侮辱，是其腦筋落后腐敗，缺少新聞常識和法制意識的表現，因為“夫苟新聞機關與新聞記者其地位皆不為政府所承認，是可謂新聞事業前途致命之傷，不宜視為一小問題而忽之”[3]，是急需根除的可怪、可悲現象。他依世界各國通例，提出兩項要求：（一）以后更正新聞，不得令警廳施行非法命令，而應直接致函報社﹔（二）非經司法上正當手續，不得動輒加報館以嚴辦根究等恫嚇威脅。他希望以此來給新聞界爭取到獨立、平等的社會地位和更加開放的新聞自由。

二

真實無誤是新聞傳播贏得人們信任、建立媒介權威的基礎。邵飄萍將新聞真實性提高到媒體生命的角度予以強調，從各種角度對當時新聞失實現象進行批評。他認為當時我國新聞界對新聞真實性不夠重視是新聞媒體不成熟、不健康的表現，“我國各種報紙之內容，最可認為幼稚腐敗之點，一在新聞材料之缺乏，一在所載新聞之不確。非但報紙本身無重大價值可言，其影響於國家社會者，尤匪淺鮮”[4]15。他指出，新聞媒體既為活的教育之最良機關，新聞工作者就應該竭力矯正、設法彌補上述兩種缺憾，以無負於社會教育者的責任。這需要新聞從業人員和一般社會中人共同努力，因為“社會中有一部分人對於新聞紙上之記載，往往喜加以否定之態度，或挾懷疑之見解者”[1]108。邵飄萍公允持正地說，新聞失實固然有社會客觀的原因，但這仍然是由於“新聞紙中所記之事，未必皆一一無誤”而引起的社會觀感不良所致，歸根結底還是要通過提高新聞報道質量、確保新聞真實性來糾正。

造謠是一種主觀故意的新聞失實，其背后往往隱藏著難以明言的卑劣動機，危害新聞界甚烈。“報館紀事，不自採訪，投稿者向壁虛造，報館惟取以充篇幅，其真偽不問也，以故政界輕視報紙，尤鄙夷訪員，幾於報紙為‘謠言’之代稱，訪員成‘無賴’之別號。”[5]邵飄萍當時在新聞界名氣很大，政治態度又一直激烈，因此，屢屢成為同業攻訐的對象。1921年3月，新聞界風風雨雨地謠傳邵接受了三筆大的贈款：一是向某次長要求選舉費若干﹔二是向某總長索要2萬元，並說總長已向警廳報告﹔三是向某國代表索取巨款，也已被報告外交部並受到申斥。1925年孫中山北上期間，社會上曾有“邵與蘇俄宣傳部門暗有聯系”“邵接受廣東國民政府津貼”等傳言，甚至借《京報》辦多種副刊做文章，含沙射影地說“新聞界邵某向孫中山先生親信索萬元以包辦報界”。新聞界互相揭露索賄丑聞，有時是各打五十大板以保護自己，有時卻有著某種比較復雜的政治背景。如上述兩例，第一次是在邵飄萍對蘇俄代表表示熱烈歡迎，積極倡導中蘇通商之時，便謠傳他接受了“某國代表”的賄賂。第二次恰逢中山先生北上，邵飄萍大力鼓吹南北政府和談，之后，又贊揚廣東政府，於是便有了他接受廣東政府的錢，以此來貶低《京報》宣傳的動機。邵飄萍對此“僅有24小時壽命的謠言”，一般不直接加以駁斥，進行正面反擊，而是擇機採取公布謠言的辦法，一旦真相大白，謠言也就不攻自破。《附刊上言論之完全自由——欲造謠的請盡量造謠吧》《愚今始一言之》《原來如此令人捧腹》就是他這方面的媒介批評之作。這種方法既能達到媒介批評的目的，又可避免給外界一種“狗咬狗兩嘴毛”的不良觀感。

新聞失實在很大程度上與新聞觀念有著直接關系，邵飄萍批評國人一向持有輕視記者的落后觀念，“我國舊習，一般人對於報館之訪員，向不重視其地位。即以報館自身論，亦每視社外之外交記者為系主筆或編輯之從屬。例如今日號稱規模弘大之報館，其主筆先生之腦筋皆不免陳腐幼稚，不認社外記者為與彼處於同等重要之地位，此我國報紙內容腐敗之重大原因”[4]15。因為記者社會地位不高，充任記者的人，大半皆缺乏新聞學的專業知識，也無專業訓練和修養，很多人對新聞記者崗位並沒有正確的觀念，而是將之作為一種不得已的過渡職業，這種觀念致使新聞記者隊伍魚龍混雜。邵飄萍尖銳地批評道：“更多不健全之分子，不能自重其人格，對於新聞材料不求實際之真相以忠實態度取舍之﹔或受目前小利之誘惑，或以個人意氣泯沒其良知，視他人名譽為無足輕重，逞其造謠之技。一旦被人指責，則以‘有聞必錄’一語自逃其責任。”[4]16他指斥這是負責精神匱乏的表現。

在社會上流行已久、常常被一些記者作為逃避新聞失實責任擋箭牌的“有聞必錄”這個口頭禪，邵飄萍與徐寶璜、林仲易等人予以強力批判。邵飄萍說：“愚意我國報紙中時見有所謂‘有聞必錄’之無責任心的表示，乃最易流於不道德之‘專制’的惡習。以革新進步自任之外交記者，萬萬不可沿襲之，以招社會之厭惡與輕視。曩在北京大學及平民大學講演新聞之學，曾對於‘有聞必錄’一語再三攻擊，願有志於新聞事業者，振起其責任心，凡事必力求實際真相，以‘探究事實不欺閱者’為第一信條。”[4]16他所說的“攻擊”，其實就是媒介批評之意，“再三攻擊”說明他對這個口號是多麼深惡痛絕，他號召新聞從業人員，徹底拋棄“有聞必錄”的口號，維護新聞真實性，以提升社會對媒體的信賴。

新聞失實也與當時媒體接受政府津貼有一定關聯。由於經濟原因，邵飄萍在接受政府津貼一事上雖未能免俗，但他採取拿來主義的態度，始終堅持錢照拿、話照說的一定之規，堅決反對那些純靠津貼為生，或挂牌領干薪，不做實事，或因接受了賄賂就朝秦暮楚甚至置國家民族利益於不顧的報紙。1922年8月4日，《京報》披露報界代表汪立元等人為“報紙津貼事謁見元首”事，報道了北京新聞界有28家報紙、9家通訊社靠津貼生存的事實。他鄙夷廣告新聞以金錢為唯一目標的惡行：“津貼本位之新聞紙。我國在今日尚佔多數，新聞之性質殆與廣告相混同，既不依真理事實，亦並無宗旨主張，朝秦暮楚，惟以津貼為向背。此則傳單印刷物耳。並不能認為新聞紙，與世界新聞事業不啻背道而馳。”[1]1361922年8月12日，他在《京報》的《讀者論壇》上，借讀者來信方式，批評北京一些報紙在接受了交通部的賄賂后，對其出賣京綏鐵路權給帝國主義國家之事裝聾作啞，失掉了媒體“必使政府聽命於正當民意之前”的監督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