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高手與輿論大師【2】

新民叢報

三

梁啟超亡命日本之后復以言論為業，於1898年年底創辦《清議報》於橫濱。在解釋《清議報》報名時，梁氏說是為了“維持支那之清議”，似乎與在國內所辦的《時務報》一樣是士人清議的機關。但從所刊的文章來看，該報主要是為了抨擊梁所稱的“偽政府”，對以慈禧為首的守舊派毫不留情。概言之，《清議報》之宣傳要旨乃是“主持清議，開發民智”。

《清議報》的編輯水准較《時務報》有明顯提高，其欄目豐富、門類清楚，內容有評論、新聞、小說等，辦有中文報刊上最早的時事短評專欄“國聞短評”。主編梁啟超以哀時客、任公、飲冰室主人、少年中國之少年等筆名，撰寫大量社評，為該報第一撰稿人。

由梁啟超撰寫、刊1901年12月21日《清議報》第一百期上的《本館第一百冊祝辭並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一文，實乃一篇新聞學、報學的經典文獻。在這篇長文之結論部分的前半段，任公曰：

“有一人之報，有一黨之報，有一國之報，有世界之報。以一人或一公司之利益為目的者，一人之報也﹔以一黨之利益為目的者，一黨之報也﹔以國民之利益為目的者，一國之報也﹔以全世界人類之利益為目的者，世界之報也。中國昔雖有一人報，而無一黨報、一國報、世界報。日本今有一人報、一黨報、一國報、而無世界報。若前之時務報、知新報者，殆脫一人報之范圍，而進入於一黨報之范圍也。”以上高論，是國人最早關於“黨報”的創見。

上文的第二部分“報館之勢力及其責任”中，梁啟超主要圍繞四個“關鍵詞”展開論述，即言論自由、耳目喉舌、報館責任和報章良否的四條標准。以下為筆者摘錄的梁氏經典話語：

“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實惟一切文明之母，而近世世界種種現象皆其子孫也。而報館者實薈萃全國人之思想言論，或大或小，或精或粗，或庄或諧，或激或隨，而一一紹介之於國民﹔故報館者，能納一切，能吐一切，能生一切，能滅一切。西諺雲：‘報館者國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鏡也，文壇之王也，將來之燈也，現在之糧也。’偉哉，報館之勢力！重哉，報館之責任！”

“校報章之良否，其率何如？一曰宗旨定而高，二曰思想新而正，三曰材料富而當，四曰報事確而速。若是者良，反是則劣。”

《新民叢報》是梁啟超在戊戌政變后，繼《清議報》而在日本創辦的半月刊，為梁主持報刊中歷時最久、影響最大的刊物。1901年，《清議報》停刊。1902年2月8日，梁啟超在日本橫濱續創《新民叢報》，歷時六年，共出九十六號，編輯兼發行人署馮紫珊，實為梁啟超負責，刊物上重要文章大都出自梁氏之手。《新民叢報》力圖擺脫黨報色彩，注重向國民灌輸新思想、新觀念——即所謂“新民”（但就其本質而論，它與《清議報》一脈相承）。

初辦時，強調“新民為今日中國第一急務”﹔主張“採合中西道德以為德育之方針，廣羅政學理論以為智育之本原”。開辦當年，共辟24種欄目，發表各種文章、資料340多個篇目，其中評介或涉及西方意識形態的佔一半以上。從創刊起，即發表梁啟超的《新民說》，全文10萬多字，連載34期，堪稱中國報業反封建思想啟蒙的代表性“鴻篇巨制”。

梁文《輿論之母與輿論之仆》（見《新民叢報》第一號）是我國近代輿論研究中的第一篇專論。任公認為，輿論是“國民多數之意見”，但它又是無形的，報刊成為它的代表。可以“造輿論”。歷來的大政治家、豪杰，都非常重視輿論，“其始也，當為輿論之敵﹔其繼也，當為輿論之母﹔其終也，當為輿論之仆”，而要實現這三者，必須有大勇、大智、大仁。

梁啟超在《新民叢報》第17期上發表的《敬告我同業諸君》中，提出了影響深遠、流傳至今的報館兩大天職說。梁以為報館有兩大天職：一曰，對於政府而為其監督者﹔二曰，對於國民而為其向導者是也。簡言之，報館的兩大天職即“監督政府”與“向導國民”，也就是今天所說的輿論監督、輿論導向等意思。梁氏之新論，比他在維新運動時提出的報紙替皇帝“宣德達情”的主張，顯然有了一個大的進步。

《新民叢報》提倡運用西方理論觀點，改革中國的舊史學、舊文學。其“小說”欄，長年刊登新體文藝創作和譯作。設“海外奇談”等欄目，大量介紹科技新發明、新知識。刊物首載“圖畫”專刊，登載世界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的圖片。

刊物沒辦多久，就風行海內外，有的一期輾轉翻印10多次。清廷嚴禁，也不能遏。暢銷時，印數逾萬份。《新民叢報》不僅是改良派最重要的機關報，而且也是一份讀者面廣的大型綜合性期刊。胡適在回憶少年時閱讀《新民叢報》時說：“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曉暢之中，帶著濃厚的熱情，使讀的人不能不跟著他走，不能不跟著他想。”

1905年前后，改良派與革命派展開政治大論戰。《新民叢報》力主“保皇”，鼓吹“開明專制論”，被《民報》等報刊批駁。

四

1915年1月，《大中華》雜志在上海創刊，中華書局發行，梁啟超任主任撰述。創刊號在“第一期目次”后稱：“按本志特延梁啟超先生主任撰述，研究政治上、軍事上、社會上種種問題，論述世界大勢及各國國情，內容豐富，名重一時，第一冊印二萬冊，未出版以前，預定者業已紛紛，其價值可想見。”可窺探中華書局對《大中華》的重視和對梁先生的推崇。

雜志對內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對外揭露日本提出“二十一條”侵華亡華的野心。發刊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巴黎和會召開之際，也是日本提出“二十一條”、袁世凱帝制自為之時，對此梁啟超都有雄文論及。

5月9日，袁世凱公然承認“二十一條”，帝制自為﹔8月20日，《大中華》第1卷第8期發表梁啟超的名文《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申言“惟在現行國體之下，而思以言論鼓吹他種國體，則無論何時皆反對之”。此文發表前，袁世凱已有所聞，曾托人賄梁20萬元，“令勿印行”。遭梁拒絕，繼又派人以恐嚇手段威脅。梁啟超沒有屈服，並以稿示袁。梁在致女兒的信中說：“除非天奪吾筆，使不能復屬文耳。”表現出“言論界之驕子”的良知與天職。

袁無奈，隻得加強對梁啟超的監視。袁世凱大概連做夢都沒有想到，梁啟超並沒有停留在口誅筆伐上，而是在暗中做武力討袁的准備。在討袁的活動中，蔡鍔是一個關鍵人物。蔡鍔於1914年辭去雲南都督一職，回到北京。梁、蔡乃是師生關系，袁世凱特別警惕他們之間的聯合，但蔡處處謹慎小心，佯裝一副贊成帝制的樣子，終於擺脫袁的監視“稱病離京”，爾后秘密潛回雲南。蔡鍔一到雲南，立馬聯絡舊部發動雲南起義，護國之役爆發。

（作者單位：湖北第二師范學院新聞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