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輿論多元化對蘇聯晚期新聞思想的影響【3】

二、輿論多元化的本質

1917年11月10日，即十月革命勝利后的第三天，列寧簽署了新聞出版法令，封閉了一批鼓噪要推翻蘇維埃政權的資產階級報刊。西方資產階級報刊和俄國資產階級文人對此進行了猛烈的抨擊。在辯駁中，列寧提出了影響深遠的論斷：“出版自由會加強世界資產階級的力量。”

這一特定環境下提出的論斷，在斯大林時期演變成了輿論必須一律。人民管理體制向黨代表人民管理體制的轉變，從輿論工具的管理機制上保護了這一做法。當時，蘇聯不僅在宣傳口徑上堅持輿論一律，而且全蘇新聞事業的巨細事務，都由斯大林和蘇共中央包辦。[6]1948年，蘇共中央曾為一份普通的《鱷魚》雜志作出決議：更換主編，擴大雜志0.5個印張。

赫魯曉夫出任蘇共中央總書記后，大力破除個人迷信和教條主義，鼎力促進輿論界的改革，借以推動蘇聯的民主建設。他提出了提高新聞工作者社會地位和加速輿論工具大眾化的方針，批准塔斯社可以不經過蘇共中央機關報《真理報》直接向世界發布新聞。赫魯曉夫的女婿、《消息報》主編阿朱別伊，則促成了蘇聯新聞社的成立。塔斯社的獨立和帶有“民間”性質的蘇聯新聞社的出現，打破了通訊社必須由黨中央直接管理的慣例。

輿論一律的觀念重新佔據主導地位是在勃列日涅夫時代。一個典型的事例是，1980年4月蘇共中央和蘇維埃最高主席團授予勃列日涅夫列寧獎金的消息，《真理報》《消息報》《莫斯科晚報》都在同一天的第一版使用了同一個主標題《始終不渝為和平而奮斗》，副標題和內容也完全相同。根據勃列日涅夫的輿論觀，蘇聯權威教科書認為輿論系統“是社會政治報道活動的一種形式”，其功能是“用共產主義精神影響人們的意識和行為，形成人們的觀點、志向和理想”[7]。

1985年3月戈爾巴喬夫上任后，尖銳地批評蘇聯社會發展停滯、面臨危機，必須徹底改革。他提出了“完善社會主義”的理論，與理論界、新聞界多次探討輿論工具在這一歷史階段的地位及作用。1987年1月蘇共中央全會閉幕不久，中央就召開了全蘇新聞工作者協會第六次代表大會。戈爾巴喬夫在會上要求蘇聯所有的輿論工具都應貫徹黨的公開性和批評與自我批評原則，參與和促進改革。他要求輿論界與社會改革現實“對表”。戈爾巴喬夫明確提出：“為了加深社會主義民主和提高人民的政治素養，需要更充分地利用輿論工具。”“為了使整個社會參與討論，廣開言路是非常有益的﹔這也可以說是要使每一種報刊上都出現社會主義的多元化。”戈爾巴喬夫為這種輿論多元化的注釋是，捍衛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公開討論國家和社會的重大問題，擴大社會監督，以完善和保証黨和政府決策的正確性。在這裡，戈爾巴喬夫明確地將輿論界放在了國家和社會監督體系的位置。[8]

針對蘇聯過去片面強調社會主義“政治上、道義上一致”的傳統觀念，以及黨內外不允許存在不同意見的實際做法，強調並推行輿論多元化。如果出發點是為了推進社會主義制度建設，加強黨的領導地位，改善民生條件，可以說，這無可非議。

但是，戈爾巴喬夫則是片面強調輿論多元化，允許並鼓勵各種資產階級思潮、反馬克思主義觀點自由泛濫。確切地說，改革之初，作為蘇共中央總書記的戈爾巴喬夫不可能去反對馬克思主義，也沒必要去鼓勵各種資產階級思潮。只是在極力推進經濟改革的過程中，他發現蘇共黨內積弊如山，重重保守勢力嚴重制約著經濟改革措施的實行。所以，他急於求成，以社會存在不同利益群體為由，重用那些在思想、理論、輿論、文藝等領域主張自由的人或持不同政見者，大力提倡“意見多元論”“言論多樣性”，夸大個人在社會變革大潮中的作用，推進各種思潮進行“百家爭鳴”，主張實行“政治多元化”，進而懷疑堅持馬列主義為指導思想是在搞“精神壟斷”，以至於他最后提倡“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9]

如此看來，戈爾巴喬夫推崇輿論多元化的本質就是要取消馬列主義的指導地位，使黨失去正確而統一的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和行動指南，從而使蘇共的性質發生根本變化，使資產階級思想成為其指導思想的一元。隻允許反共反社會主義的觀點、思想公開發表，而決不許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的人進行反駁。[10]同時，推行輿論多元化的目的還在於讓廣大黨員動搖對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對黨的前途失去信心，使陣營最終潰散或者無疾而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