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輿論多元化對蘇聯晚期新聞思想的影響
前面分析了輿論多元化的含義與實質,下面著重觀察一下輿論多元化對蘇聯晚期新聞思想造成的深刻影響:
(一)多黨制確立,蘇共失去對輿論陣地的領導
輿論多元化是戈爾巴喬夫繼“公開性”原則之后,推出的又一大“革命性”倡議。准確地說,輿論多元化是從戈爾巴喬夫的意見多元化、思想多元化、意識形態多元化和政治多元化等步步演變過來的。戈爾巴喬夫的意識形態多元化是他的政治多元化的輿論准備,政治多元化則是他的意識形態多元化的必然歸宿。
戈爾巴喬夫意識形態的多元化,就是對新聞輿論工具實行“開禁”,允許人們有批評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自由,而唯獨沒有馬克思列寧主義反批評的自由和社會主義的地位。戈爾巴喬夫的政治多元化就是要搞多黨制,反對蘇共對權力的“壟斷”。他認為,實行多黨制是“真正民主制度的特征”,隻有這樣做,才能消除黨的“政治壟斷”現象,排除“官僚管理體制的獨裁專政”。
從1987年起蘇共黨內逐漸形成了三大派別,即以葉利欽為代表的所謂“激進派”,以利加喬夫為代表的所謂“傳統派”和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所謂“主流派”,而且斗爭不斷加劇。
在戈爾巴喬夫政治多元化的倡議下,蘇聯國內一夜之間冒出了大大小小6萬多個不同的政治組織和派別,各種反共反社會主義人物以其本來面目粉墨登場。從此,各派政治力量在混亂中向蘇共奪權,致使蘇共喪失領導權,喪失執政地位。1990年3月,蘇聯舉行人代會,修改憲法第6條,取消蘇共法定的領導地位,正式確立多黨制。
自此,蘇聯新聞事業脫黨去共化的演變在法律程序上宣告完成。
(二)媒介逐步進入無政府狀態
堅持黨性原則,是社會主義新聞事業的根本原則。執政黨堅持對新聞事業進行領導,這是黨性原則的具體體現。但是,蘇聯晚期新聞事業由於受到輿論多元化的沖擊,先前對新聞宣傳工作的各種行政管理措施被逐步明令廢止,導致蘇共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黨委,在短期內完全放棄了對原屬媒介機構的直接領導。大批媒介機構紛紛獨立,各自為政,從制度上放棄了黨對新聞事業的領導,從根本上拋棄了黨性原則。
特別是1990年6月,蘇聯政府頒布《蘇聯報刊與其他大眾傳媒法》規定“國家機關、政黨、社會團體、宗教組織,以及年滿18周歲的公民都有登記創辦媒介機構的權利”這使反對黨派、團體和私人辦報完全合法化。到1990年10月,在短短4個月內,蘇聯就有700多家報刊進行了登記,其中私人報刊約佔七分之一。與此同時,還出現了獨立通訊社、廣播電台、電視台及相關獨立經營頻道。蘇聯媒介領域從此進入了無政府狀態。
在上述媒介機構中,約有三分之一新創刊的媒介屬於蘇共各反對派政黨,它們的主要任務就是制造各種反共言論,甚至不斷刊登那些退黨者的文章,污蔑繼續留在蘇共黨內的都是些“不正派的人”,直接導致退黨人數劇增,從心理上起到了瓦解蘇共的作用。[11]與此同時,原屬蘇共中央和蘇聯政府的一些大報大刊,如《真理報》《共青團真理報》《勞動報》《紅星報》《莫斯科新聞》《文學報》《消息報》等許多機關報刊都紛紛脫離原屬機關,宣告獨立。《消息報》甚至長期批評蘇共和蘇聯政府,支持各地的“民主派”和民族主義者。[12]
(三)負面新聞虛假新聞泛濫成災
媒介脫離蘇共管理之后,仿佛脫?的野馬、出籠的猛虎,任何一件小事,不管是今天的一件交通意外還是歷史上的一件錯案,都能成為新聞媒體長篇累牘報道和炒作的對象。
媒介紛紛揚揚揭露官場的黑暗、任人唯親、營私舞弊、貪贓枉法、草菅人命的文章,以及夸大其詞、淋漓盡致地宣揚酗酒、吸毒、賭博、賣淫等社會陰暗面,嚴重擾亂了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與此同時,那些激進派報刊還大量刊登否定蘇聯歷史和歪曲蘇共歷史功績的文章、發生在列寧和斯大林時期的一些鮮為人知的事實和失誤,被一些居心叵測的政客和陰謀家無限夸大和歪曲后渲染於報端。為了擴大發行量,一些媒體不惜煽風點火,故意捏造聳人聽聞、荒誕無稽的假新聞以吸引讀者眼球。有些反對派報刊不惜重金,專門邀請一些社會名流和權威人士,開辟專欄,針對蘇共和蘇聯社會主義陣營大肆造謠,戲說民族關系,蠱惑民族獨立等。這些虛假新聞和虛無報道,很快就引起民眾對政府的強烈不滿,國內民族矛盾尖銳。人們對社會主義制度產生懷疑,對蘇共的威信喪失殆盡,自第二次衛國戰爭養成的民族自豪感受到沉重打擊。
(四)內外媒介勾結形成反共浪潮
輿論多元化為西方反共思潮提供機會,內外媒介勾結,沆瀣一氣,形形色色的反共勢力,如同山洪般奔涌而出,在蘇聯境內外策動和掀起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共反蘇反社會主義浪潮。
根據戈爾巴喬夫的指示,蘇聯從1987年1月起,完全停止干擾英國BBC對蘇聯的廣播。隨后,對美國之音和歐洲自由廣播電台等多家西方電台的對蘇廣播開放了領空與頻道管制。從此,蘇聯民眾可以隨時隨地收聽到來自西方自由電台的聲音。這些西方國家政府的喉舌大肆宣揚西方的生活方式,介紹西方對蘇聯改革的態度和觀點,用西方的立場和視角評價蘇聯的政治局勢。這對當時正處於改革十字路口的蘇聯人來說,其蠱惑性、煽動性不言自明。對此,美國國際廣播委員會認為,“蘇聯停止干擾西方廣播,可能比戈爾巴喬夫決定從東歐撤軍50萬的允諾更重要。對美國來說,它為促進蘇聯社會的和平演變,提供了難得的機會”。但是,蘇聯並沒有就此打住,同年12月,蘇聯決定撥款400萬外匯盧布,進口20種西方國家的報刊,在國內公開出售。這進一步助長了西方對蘇聯的輿論攻勢。[12]
綜上所述,戈爾巴喬夫推行的輿論多元化,在執政的最初幾年裡,新聞解禁,批評的聲音增多,可讀性增強,讀者也隨之增多,這些都証明了輿論多元化的積極作用。但是,戈爾巴喬夫高估了大眾傳媒的作用,指望靠新聞自由去推動政治改革,卻沒有料到輿論多元化的自由會帶來意識形態的混亂,導致蘇聯媒介在改革中被反對派言論裹挾著,一步步偏離改革目標,走向異化。
與此同時,各種形形色色的政治團體和社團組織掀起辦報熱潮,大肆宣傳各自的觀點和主張,把蘇聯新聞業變成了一片無政府主義的海洋。可以說,輿論多元化起初雖然不是為了直接推進新聞自由改革,但在實施過程中則極大地刺激了新聞自由化的發展進程,使蘇共經過幾代人不懈努力才構建起來的社會主義思想大廈,在短短五六年間就從內部垮塌,並最終促成了蘇共解散和蘇聯解體。這種刻骨銘心的教訓值得我們警醒。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新聞自由化與蘇共亡黨關系研究》(11BXW002)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為河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河南大學傳媒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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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http://wenku.baidu.com/view/4f980e37b90d6c85ec3ac695.html﹔http://cache.baiduconte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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