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尼爾·波茲曼的《娛樂至死》與《童年的消逝》【2】

二、電視：“躲躲貓的世界”

媒介變遷與文明演進息息相關。在文字沒有出現的時候，口頭語言佔統治地位。由於口頭語言具有系統性和抽象性，因而運用口頭語言比體態、手勢、聲音、表情要有效得多。但由於口頭語言隻能是面對面的傳播，一旦超過聲音能達到的距離，傳播就無法進行。與此相關的，口頭語言傳播的范圍非常有限，它依據人的聲音大小和面對的人數多少而定，難以讓更遠更多的人接受。更重要的是口頭語言具有在場性和即時性，信息不易保存，要將談話的內容傳播開來，必須借助記憶，但記憶又是有限的，有的情況下甚至是含混不清的。因此，口口相傳的文化，相對而言，准確性差，可信度低。

文字出現之后，克服了口頭語言的種種缺陷，它具有准確性、容易保存，可傳播得更遠、更久、更廣。特別是印刷術發明之后，文字語言的威力更是不可估量。印刷術的出現，造就了報業與出版業的輝煌，這是人類文化的一次飛躍。但是，任何一種媒介文化都有它的長處與短處，印刷術也是如此。作者認為，“印刷術樹立了個體的現代意識，卻毀滅了中世紀的集體感和統一感﹔印刷術創造了散文，卻把詩歌變成了一種奇異的表達形式﹔印刷術使現代科學成為可能，卻把宗教變成了迷信﹔印刷術幫助了國家民族的成長，卻把愛國主義變成了一種近乎致命的狹隘情感”[1]26。印刷術是一把雙刃劍，它發展了文化，也傷害了文化。

自19世紀中葉，電報發明以后，人類文化又進入了電子傳播階段，照相機、電話、電影、廣播、電視先后出現，人類不再局限於平面而抽象的文字。聲音、圖像傳播迅速進入文化的主流，電子時代首先是對於時空的壓縮，加快了傳播的速度，其次是傳播媒介立體化和多樣化，兩種優勢相結合，使原來佔主導地位的印刷文化退居邊緣。但是按照作者的理解，電子世界又是一個“躲躲貓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一會兒這個、一會兒那個突然進入你的視線，然后又很快消失。這是一個沒有連續性、沒有意義的世界，一個不要求我們、也不允許我們做任何事的世界，一個像孩子們玩的躲躲貓游戲那樣完全獨立閉塞的世界”[1]70。電子傳播與文字傳播是不同的，文字傳播是靜態的、思維的、線性的，而電子傳播則是動態的、視聽的、跳躍的，電子傳播的媒介特性注定產生不同於以往文字時代的文化形態。

電視就是一個“躲躲貓的世界”，但卻讓人感到快樂。如果文字媒介是一個抽象的世界，人們進入這個世界，需要跨越文字的障礙，需要花費時間、精力、智力和財力，那麼電視媒介則是一個形象世界，人們進入這個世界，不需要多高的文化水准，不識字的人完全可以看電視。文字時代是有門檻的，電視則沒有任何門檻。文字時代是有深度和難度的，電視時代則沒有深度和難度。正是電視讓人容易接近的特性，使其獲得了空前優越的地位和最廣大的受眾，電視在社會上的威力也就發揮出來了。“電視是新認識論的指揮中心。沒有什麼人會因為年幼而被禁止觀看電視，沒有什麼人會因為貧窮而不得不舍棄電視，沒有什麼教育崇高得不受電視的影響。最重要的是，任何一個公眾感興趣的話題——政治、新聞、教育、宗教、科學和體育——都能在電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所有這一切都証明了，電視的傾向影響著公眾對於所有話題的理解。”[1]71

電視成了最重要的媒體之后，開始成為人們獲取知識信息的重要渠道，不僅如此，也成了人們的教科書和人生指南。老百姓除了了解每天發生的新聞，吃什麼飯、穿什麼衣服、住什麼房子、讀什麼書、看什麼電影都要接受電視的指導和影響。與此同時，電視還在更深層次影響著我們的知識、思維和對世界的看法。“電視呈現出來的世界在我們眼裡已經不再是奇怪的，而是自然的。……我們已經完全接受了電視對於真理、知識和現實的定義，無聊的東西在我們眼裡充滿了意義，語無倫次變得合情合理。”[1]72

與其他媒介相比，電視最大的特性是它的娛樂性。電視是流動的媒體，隻需要用畫面吸引人的注意力，不需要做深入的思考。電視的價值是看與被看，雖然在電視上也有聲音和文字，但那些都是為圖像服務的。電視要做的事情就是如何吸引人們的眼球，好看成了硬道理。人們喜歡看電視，電視也在控制著人，“就像印刷術曾經控制政治、宗教、商業、教育、法律和其他重要社會事務的運行方式一樣，現在電視決定著一切。在法庭、教室、手術室、會議室和教堂裡，甚至在飛機上，人們不再彼此交談，不再交流思想，而是交流圖像。他們爭論問題不是靠觀點取勝，他們靠的是中看的外表、名人效應和電視廣告”[1]81。

作者要強調的是，問題不在於電視為我們展示具有娛樂性的內容，而在於所有的內容都以娛樂的方式表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