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尼爾·波茲曼的《娛樂至死》與《童年的消逝》【4】

四、成人兒童化與兒童成人化

波茲曼的《童年的消逝》的總體框架與思路與《娛樂至死》有不少相通之處，都是基於對電視娛樂文化的批判，不同的是，他在《童年的消逝》中揭示的是由電視所造成的成人與兒童的“異化”與錯位，這就是“成人兒童化”和“兒童成人化”。作者要表達的基本觀點是：“我們的電視信息環境正在讓兒童‘消逝’，也可以表述為我們的電子信息環境正在使成年消逝。”[1]253

所謂“成人兒童化”，是指成人在身體和心智方面應該是成熟的，有思想和深度的。也就是說成人不僅是一個年齡概念，更重要的是一個文化概念。但是現代社會的成人卻不像成人，雖然從年齡上已是成人，但其內在素質並沒有達到成人的標准。他們不會思考，心智不成熟，單純、幼稚、無憂無慮、封閉自守，沒有政治意識、責任意識、自我意識、擔當意識。他們依然生活在童話的世界裡、游戲的世界裡、肯德基和麥當勞的世界裡。“成人的兒童化”依照作者的解釋是：“一個在知識和情感能力上還沒有完全發育成熟的成年人，尤其在特征上跟兒童沒有顯著的區別。”[1]254

所謂“兒童的成人化”，是指兒童本身應該有美好的童年，天真、活潑、幻想、純真，兒童正是因為這些特性為人們所喜愛。但是，現在我們很難看到這樣的兒童。現在的兒童在電視的影響下過早地進入了成人世界。雖然年齡、身體還沒有發育成熟，但心智卻已成熟，在興趣、語言、服裝甚至性取向上的表現都與成人沒有什麼區別。秀蘭•鄧波兒曾被當作兒童的偶像，但是這種形象現在在電視上已經很難找到了。兒童的成人化，意味著童年的消逝，“當兒童有機會接觸到從前密藏的成人化信息的果實的時候，他們已經被逐出兒童這個樂園”[1]252。

之所以會出現上述情況，是因為我們現在的環境變了，特別是媒介環境變了。在過去的年代，兒童和成人的界限是非常明顯的，兒童不可能過早進入成年，成年人也無法倒退到童年，兒童與成年人各自有自己的心靈世界。但是電視出現以后，打破了原有的文化分界。兒童和成人共同面對電視，接受電視的信息和教育，其心靈必然發生變化。所以，作者認為“在電視時代，人生有三個階段：一端是嬰兒期，另一端是老年期，中間我們可以稱之為‘成人化的兒童期’”[1]254。電視作為媒介，將兒童與成人的世界融合在一起，成人變成了兒童，兒童則變成了成人。我們不能說這種融合完全是壞事，但可以肯定，它不完全是好事。因為電視讓成年人沒有了成年，讓該子沒有了童年，各自的“異化”，不僅打亂了人生的時序，更導致了文化的錯亂。

造成“成人兒童化”和“兒童成人化”的主要原因在於電視。電視不是分眾的，盡管我們現在也有一些兒童頻道，但隻要一打開電視，所有的信息就會扑面而來，不管是兒童還是成年人，大家看到的東西都一樣。電視也不是小眾文化，它是地地道道的大眾文化，既然要讓大眾都能接受，電視所傳播的內容就不能太高深，而要通俗易懂，如果還想抓住人，就要學會講故事，因為隻有故事，大人小孩才能都聽明白。於是，在電視的改造下，政治變成了故事，新聞是故事，商業和宗教也是故事，就連科學也變成了故事。電視更不是教科書，靠文字的學習日積月累，循序漸進，電視是跳動的、形象的、視覺的、轉瞬即逝的，所以視覺形象永遠是第一位的。作為電視來說，重要的是誰在播音而不是被播的內容。人們與其說是在看電視，還不如說是在看電視上的人。但是這種文化是有問題的，由於沒有分眾，兒童接受了不該接受的東西﹔由於是大眾文化，電視又忽視了不同人群的文化需要﹔由於隻能講故事，就自然省略了講道理﹔由於注重的是視覺效應，自然就阻斷了邏輯思維。總之，由於電視文化是照顧大多數人的文化，是平均、齊一、混雜、平面、轉瞬即逝的文化，自然就對個體的人、不同年齡階段的人、兒童和成年人所體現的文化差異造成一種改寫、改造、抹平，使其適應自己的文化范式，其結果不僅是文化的平庸與雜亂，更重要的是造成人的“異化”。人類為自己造出電視而慶幸，而電視反過來又主宰了人﹔人創造了電視，自以為是電視的主人，反過來電視又在教化人，使人成為電視的奴隸，這就是電視文化的“悖論”。

哲學家雅斯貝爾士說：“應該把技術視為既可以成為大幸，又可以成為不幸的東西……我們的使命在於自覺地把握技術。”[4]對於電視文化的“悖論”，作為傳播者、接受者和研究者都應該有這樣的文化自覺。

結 語

細讀《娛樂至死》與《童年的消逝》這兩本書不難發現，波茲曼對於電視娛樂化的問題總是持憂慮態度，他擔心的不是奧威爾的問題——文化成為監獄﹔他擔心的是赫胥黎的問題——文化失去控制。針對電視娛樂化的狂潮，波茲曼質問：“如果一個民族分心於繁雜事務，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義為娛樂周而復始，如果嚴肅的公眾對話變成了幼稚的嬰兒語言，總而言之，如果人民蛻化為被動的受眾，而一切公共事務形同雜耍，那麼這個民族就會發現自己危在旦夕，文化滅亡的命運就在劫難逃。”[1]133因此，他認為，應該對電視的娛樂化作出反思，應該對電視的娛樂化有所回應。雖然他在書中提出的一些應對措施（制作一些教人怎麼看電視的節目和在學校開設媒介教育課）不一定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但至少能夠啟發人們進一步思考。

總體而言，波茲曼的電視娛樂化研究是有價值有意義的，盡管他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對電視媒介的正面作用肯定得較少，對造成電視娛樂化的深層原因揭示得不夠，對應對泛娛樂化的辦法思考得還不成熟，但對中國的傳媒研究來說則有如下啟示之處：第一，媒介研究的人文立場。作者在研究電視的過程中，不是科學功能主義研究，而是媒介文化研究。我們能夠清晰地看到作者所堅守的人文立場。在培根、歌德和杰弗遜這些前輩的精神激勵下，作者關注的不僅僅是電視媒介本身，還有由電視媒介本身所造成的對於人的影響和社會的影響。第二，媒介研究的憂患情懷。媒介研究不是為媒介的豐功偉績唱贊歌，而是及時發現媒介發展過程中的文化誤區。作者的可貴之處在於他從電視娛樂化本身看到了媒介對人造成的“異化”現象，並對媒介化社會表示深深的憂慮，表現出作者強烈的社會責任感。第三，媒介研究的批判態度。作者在研究的過程中沒有人雲亦雲，而是有著自己獨立的思考和判斷。比如對麥克盧漢媒介即信息的觀點就提出了自己的理解。特別是作者對媒介娛樂化造成的人的退化和異化總體是持批評和批判態度的，這一點在經驗主義和實証主義研究流行的美國，非常難得。第四，媒介研究的科學方法。作者在研究過程中採取了歷時性和共時性相結合的研究方法，一方面從媒介演變的角度對歷史上出現的每一種媒介的特性和歷史作用進行了認真考察，另一方面又對同一時空中不同媒介的傳播效果和社會反應做了認真比較。作者的研究既有現象描述，又有本質揭示，其發現問題、分析問題的能力和現象歸納、邏輯思辨的能力充分體現出來。這些優點，值得國內傳播學界認真學習和借鑒。（作者單位：鄭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參考文獻：

[1]尼爾·波茲曼.娛樂至死 童年的消逝[M].章艷，吳燕莛，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

[2]郭慶光.傳播學教程[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226.

[3]張國良.20世紀傳播學經典文本[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426.

[4]中國科學院哲學所西方哲學史組編.存在主義哲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