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韓亞空難報道中的理性與克制

北京時間7月7日凌晨2點多，韓亞航空一架波音777客機在舊金山國際機場降落時起火燃燒。飛機上3名江山中學女生不幸先后遇難。

錢江晚報第一時間行動起來，對空難進行了追蹤報道。整個報道體現了克制、理性的精神。作為報道的一名參與者，我有些小小的體會，具體來說有採訪、文本、監督與思考等三方面。

採訪：盡量避免刺激逝者直系親屬

首先是人，其次是記者

報道，尤其是災難、事故類報道，悲憫之心與忠實記錄，常與記者的職責發生激烈矛盾。

“首先是人，其次才是記者”，美國“波因特研究所”視覺新聞道德問題專家肯尼·厄比的這句話，成為很多媒體人的共識。

韓亞空難報道前后，體現出錢江晚報上下對這一共識的認同。

7月7日空難發生當天，編委會幾位領導就要求，盡量避免刺激逝者家屬，避免消費逝者親友的悲傷，避免刻意展示孩子們的驚恐。具體採訪時，要求我盡量給逝者家屬提供幫助。

當晚稿子上版時，決定所有照片不出現逝者家屬的正面。

第二天，國內不少報紙和網站，用了遇難者家人剛接到噩耗時絕望痛哭的正面照。遇難女孩葉夢圓的一位姐姐，在自己的微博上對此表示了憤怒。

報社領導層的態度，為我減輕了心理上的壓力。但作為7月7日趕往衢州江山的記者，內心還是經歷了激烈的掙扎和斗爭。這裡面，還有一個認識厘清的過程。

“首先是人”，但報道本身的價值同樣不應被忽視

“首先是人，其次是記者”，那麼，具體到韓亞空難，還要不要採訪遇難者的親友？要不要還原逝者生平？有必要因為報道去引發逝者家屬可能的感情傷害麼？還原逝者生前故事還有價值嗎？對此，新聞界人士的看法也有分歧：

南方都市報深度報道部記者孫旭陽認為，媒體對韓亞空難中遇難女孩親友的採訪鋪天蓋地，叫他感覺厭煩。他質疑，此類災難報道還原逝者生平是否有價值。

網易副總編陳峰則表示，他在新京報任職時，遇到這樣的事，會派記者向逝者家屬致哀，提出採訪請求，但絕不勉強。如果對方不願接受，立刻回來。

相比較而言，我更贊同陳峰老師的做法。

還原逝者生平仍是有價值的。

沒有這種還原，死亡只是一個數字﹔沒有這種還原，無以展現個體的唯一和生命作為“目的”的意義。隻要不過分渲染哀慟，隻要不以悲情代替對事件的厘清和問責，這種還原同樣具有批判的價值。

新聞，是人類文明發展進程中一種自我審視、自我救贖的力量。忽視這一點，是片面和短視的，媒體人更不應該。

厘清了這一點，我告訴自己，當事人（當時兩個女孩生死還無定論）親友還得採訪，隻要在不勉強、盡量不刺激其直系家屬的前提下。

門內是遇難女孩家人，我站在門外心亂如麻

趕到江山中學時，王琳佳和葉夢圓兩個女孩遇難的噩耗剛確認，兩家人被當地政府迅速安置到兩個賓館。動作之快，我都來不及跑回停車場的採訪車。

兜兜轉轉，找到安置葉夢圓親友的賓館時，已近晚上9點多。

四樓的一個房間裡不時傳出嘶啞的哭聲，我停下腳步，靠在房門對面過道的牆上。一方面，終於找到了﹔另一方面，我沒勇氣去敲門。一邊是稿子，當時還是兩手空空﹔一邊是情感上的抵觸。

腕表秒針跳動的節奏和心跳的聲音交錯，有點焦急，我去敲響了旁邊的房門。出來的是葉的親戚，但他們不願說什麼，疲憊而不失警惕——我默默退了出來，重新回到那扇門的對面。我癱靠在牆上，無端端想起了卡夫卡的《城堡》。

沒法子，后方還等著稿子，我站起來又去試著敲這一層其他的房門。終於，葉夢圓的表哥毛誠開門放我進去……（稿見7月8日 《錢江晚報》A2版）

迎接學生們回國，採訪前做了點心理學方面的功課

7月14日，江山中學夏令營的26個學生和5個老師回國，我隨同省外辦、江山市政府工作組去北京迎接。

出發前我做了些心理學方面的功課。因為這些孩子已成驚弓之鳥，我需要知道採訪中應注意什麼，哪些問題可能刺激他們。

我查了災難、事故親歷者心理治療方面的案例，並請教一位從事心理工作的朋友。得到的答案有點出人意料——即使讓他們回憶事發那一刻，即使讓他們講述當時的緊張和害怕，也不會形成二次傷害，甚至，這還是心理治療的第一步。

謹慎起見，7月14日，在和學生碰面前，我再次咨詢江山方面請來的北京心理專家周虹女士。她表達了同樣的看法：災難過后，當事人通常會回避內心受到的恐懼和沮喪，表面上好像和往常一樣，這就為負面情緒加了個保護殼，使它們無法被釋放。心理治療首先就是要他們將這些負面情緒釋放出來。

這下我徹底放心了。不過，考慮到孩子們剛下飛機很疲憊，對於事發時的情況，我還是盡量少提。

我們聊得非常順利，從英俊的美國侍者說到家裡可愛的小妹妹。回到江山后，有孩子主動加了我QQ，有孩子發來短信與我說起近況。（稿見7月14日、15日《錢江晚報》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