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擁有刻板印象的受眾成為消息源進一步擴大輿論,出現沉默的螺旋
在媒介對受眾進行議程設置、引導輿論並為受眾注入刻板成見的同時,每個接受刻板印象的受眾也可以成為消息源進一步傳播具有媒體意見的信息,進一步擴大輿論。
哈貝馬斯說,公眾“一方面作為政治公共領域的承擔者,一方面作為社會的成員,公民同時具有兩個身份。” 在當今微博時代,媒介並不是單一的消息源,網絡最大程度的便捷性為每個人提供了成為消息源的可能,新媒體的出現使傳統的受眾觀退出了歷史舞台,受眾不再是一擊即中的靶子,而是在傳受過程合一中具有了能動性,每個人既是傳播的主體,也是受眾,同時也是傳播媒介,即約翰•費斯克提出的“生產性受眾”的概念:受眾在傳播過程中既是受者,又是傳者,能主動選擇信息並生產自己的意義。 因此受眾的主動性也進一步加快了媒介的議程設置功能,並進一步擴大已成的刻板印象的范圍,使更多的人擁有同質的刻板印象。
在這一過程中,公共輿論通過沉默的螺旋形成。即在某一議題上,公眾會試圖判斷自己的意見是否屬於大多數,公共輿論是否會朝著贊同他們觀點的方向發展,如果他們覺得自己的意見屬於少數,就會傾向於對該議題保持沉默,如果他們覺得公共輿論的發展與自己的意見背離,也會繼續保持沉默,他們越是保持沉默,其他人越會覺得他們的看法不具代表性,他們越是繼續保持沉默,其他人反方向的意見便統領了輿論。鄧玉嬌案中,弱女子抵抗強權的形象深入人心,若少數人認為鄧玉嬌畢竟是殺人犯,應該接受法律制裁,那麼會被大多數相反意見所排擠,這些意見就會因為與大多數人不相符合最終沉默下去,整個社會便出現了一致的“弱女子反抗強權”的輿論。
此外意見領袖也對輿論的形成起到了很大作用。通常人們會更信服與意見領袖的觀點,比如專家、學者、教授的意見。當某一刑事案件在審判前被主流媒體報道時,受眾不自覺會相信主流媒體的意見和權威人士的表述,尤其是有權威性的報紙、電視、知名人物。意見領袖將馬加爵、藥家鑫等刑事案件當事人提前描述為“殺人惡魔”、“喪盡天良”,意見領袖作為受眾層面有影響力的消息源會進一步進行議程設置和刻板偏見的輸入,從而更大范圍、更深層次地影響大眾對這些事件的認識。
四、輿論傳播、形成過程中民眾心理的傳播學分析
人是一種社會動物,社會中其他人的態度、觀點、行為對我們都會產生很大的影響,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從眾心理”。傳播學的群體規范研究表明,有些人寧願追隨群體的意見,哪怕群體意見與他本人的意見相抵觸,因為追隨群體意見可以減免由於不合群體而產生的壓力。最典型的例子是文化大革命,例如社會大多數輿論站在了批斗劉少奇的立場上,認定劉少奇是“叛徒、內奸、工賊”,若有人認為劉少奇是好人,必定持這一觀點的群體會受到主流意見的攻擊、打壓,因此可能有一部分人認為劉少奇是好人,卻迫於群體的強大壓力追隨了背離自己意見的群體意見,同樣出現“認為劉少奇該被打倒”這樣的結果。
案件發生之后,當媒介報道、網絡公眾聲音一致時,公共輿論自然形成,且同質性極強。當案件涉及貧富差距、官民沖突等社會尖銳問題時,公共輿論往往會高度統一,甚至產生全國性聲討性質的輿論。
強化理論表明,某種行為得到獎勵時會被強化,同時學習行為也隨之產生。如果一個關於刑事案件道義判斷的觀點產生后得到社會的認同和贊許,那麼這個道義上的判斷就會不斷強化,最終摻雜了太多的情感因素混淆於法律上的判斷。贊揚鄧玉嬌是烈女的輿論得到許多人的支持和擁護,無形中受到鼓勵,於是大家開始紛紛褒揚鄧玉嬌甚至有人為其立傳而忽略其殺人事實就是這個道理。
“任何力量過於放大往往會模糊背后的真實” ,輿論一旦通過上述過程形成情緒化的偏見,事件本身的真實性都會受到極端情緒的沖擊。從而缺乏嚴格的法律判斷和縝密的論証,隻剩下站隊邏輯。媒介審判背后的輿論大多是不全面的、不謹慎的、不理性的,並且隨著輿論的擴散不理性程度愈加嚴重,有的法律意識淡薄者甚至僅憑媒體塑造而來的個人情緒煽動輿論,出現群氓邏輯,進而形成影響正常司法程序的、支撐媒介審判的輿論力量。
(作者系:長安大學 文學藝術與傳播學院)
注釋:
1.魏永征.新聞傳播學教程[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
2.路鵑.大眾傳媒時代,如何理解“媒介審判”?.中國傳媒大學第三屆全國新聞學與傳播學博士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C].2009
3.中國產業科技.[M].1998(3)
4.(美)沃爾特•李普曼著.閻克文、江紅譯.公共輿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5.郭慶光.傳播學教程[M].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
6.(美)沃納•J•賽佛林,小詹姆士•W•坦卡德著.郭鎮之主譯.傳播學理論[M].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2
7.哈貝馬斯.在事實與規范之間[M].北京:三聯書店.2003
8.賀一鵬.淺析網絡的生產性受眾[D].湘潭:湘潭大學.2008
9.李偉.粉我們的2011.三聯生活周刊[J].201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