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子論文]氣候傳播中《人民日報》的角色定位【2】

（二）消息源分布集中，以黨政機關為主

如圖6，在《人民日報》95篇以PM2.5為報道主體、能體現PM2.5媒介形象的文章中，筆者共統計出406個消息來源：主要是黨政機關，高達245個，佔60.3%﹔其次是53個來自專家學者的消息佔13.1%，不及黨政機關的21.7%。來自普通市民、其他媒體、社會團體和網友的消息，總共也佔14.5%。

圖6

根據消息源的分布情況，黨政機關仍然是發聲的主體，且大於其他各項總和。但是PM2.5作為復雜的新事物，還需要更多來自專家學者的專業解讀。同時針對大氣污染，需要多方面力量的協同努力，政府、媒體與NGO是當前參與應對氣候變化行動中最為重要的三大主體 。所以應該適當提高其他方面的消息來源，以期凸顯社會公眾協同應對環境問題。

（三）題材類型由單一轉向多元

分析《人民日報》在95篇以PM2.5為報道主體的文章中構建的題材，筆者發現，如圖7，通過科普形式介紹PM2.5的含義、高發時間等基本定義，以及數據監測情況分別佔25.3%、56.8%﹔說明PM2.5產生的原因，如自然原因、尾氣排放、城市施工、燃煤取暖、工業污染、煙花爆竹等因素的文章也分別佔到了10.5%、21.1%、9.5%、11.6%、17.9%、8.4%﹔另外，11.6%的報道中也提及PM2.5問題可能產生的影響。各方反應方面，政策實施、各界看法分別為48.4%、47.4%，而僅有17.9%的報道涉及普通受眾在應對問題時可以採取的措施。

圖7

同時，筆者縱向觀察題材類型，除了數據個數之外，也注重不同時間段每個類型的比例變化。根據編碼結果可以得出每年各類型佔當年類型的比例。例如類型A在Y年提到了n1次，類型B在Y年提到了n2次，以此類推。那麼類型A佔當年比重的計算結果為：

a=n1/（n1+n2+n3……nn）

據此，將每年的類型總分設置為100分（因為位數保留問題，有存在些許誤差），所以類型A的最終得分為a X 100。如圖8，筆者得出三個劃分時間段每個類型的得分分別為：

圖8

根據以上結果，將上述數據進行卡方檢驗，來探究三個時段之內的類型變化是否顯著，筆者得到的數據如圖9所示：

圖9

據卡方檢驗的結果，筆者認為2011年及以前的類型分布與2012年和2013年上半年的類型分布呈現了明顯的變化，而2012年和2013年上半年兩者的類型比較中，可以認為沒有發生明顯的變化。因此，可以發現，發生比較明顯變化的類型是基本定義、產生原因，而各方反應有下降趨勢。通過前文對題材類型的縱向分析和相應的卡方數據檢驗，筆者可描繪出《人民日報》在類型結構的選擇上，由初期各方不同的，甚至可認為是目的不明確的反應，逐漸轉而去探討問題產生的原因，對PM2.5這個問題，由表象的慌亂轉向理性的思考。在內容上，由單一走向多元。

四、角色定位及不足

（一）角色定位

經分析，筆者發現，《人民日報》在PM2.5報道中的角色定位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PM2.5議題的設置者

媒體通過引入和設置氣候變化議題，告訴和影響人們去“想什麼”。《人民日報》通過不斷增多的報道量和對版面語言的巧妙運用，把受眾的關心和注意力引導到PM2.5問題上來。

首先，在2002年4月15日《全國政協組織專題調研，考察北京大氣環境質量》中就首次提及PM2.5，試圖將相關問題提上議事日程，也使大眾注意到大氣環境中PM2.5這一指標。2003年1月17日，《較量：在汽車與環境之間》，《人民日報》首次定義PM2.5：“直徑等於或小於2.5微米的細微顆粒物。”

通過設置政策實施到多元的產生原因，影響其他媒體，比如2012年7月2日《山西日報》第一次提到PM2.5的報道中，以廣州汽車限購為主體，體現設置前期的政策方向，而后在2013年初才分析產生原因，大致題材類型轉變與《人民日報》一致。

同時促使政府、社會組織和公眾認識到PM2.5問題對人類生產生活乃至生存發展造成的影響，並採取相應的應對策略及措施。

2.PM2.5知識的建構者

氣候變化問題屬於科學知識，但又與每個普通受眾的日常生活緊密相關。因此，媒體在傳播中要運用多樣化的手段建構PM2.5知識的報道框架，讓普通受眾了解相關問題，明確在問題的解決中應採取何種態度與行為。

首先，在以PM2.5為報道主體的文章中，《人民日報》主要從PM2.5的基本情況、數據監測、產生原因、影響體現等方面進行多角度的報道。此類告知性的傳播內容，對保障受眾對PM2.5的知情權有重要作用。

不僅如此，有18%的報道向普通受眾提出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應對PM2.5的報道，如漸少外出活動、少開窗、出行戴口罩等防護措施。這類知識的建構有利於服務和引導受眾，提高受眾的應對能力。

另外，在不是以PM2.5為主要報道對象的文章中，也有不少文章使受眾更深層次的認識和理解PM2.5。如2013年5月15日的《2012年中國人權事業的進展》中，就在生態文明建設中的人權保障方面，提到“細顆粒物（PM2.5）被納入空氣質量常規監測指標使公民享有的清潔生活環境權益進一步得到保障”。使受眾更深層次的認識和理解PM2. 5問題。

3.應對PM2.5問題的溝通者

氣候傳播是以尋求解決問題的方式為最終目標。在PM2.5問題的解決過程中，新聞媒體，特別是主流新聞媒體扮演著溝通者的重要角色，是政府和受眾間的樞紐。

一方面，《人民日報》通過呈現來自黨政機關的官方表達，及有關解決PM2.5問題的政策的報道，使公眾了解並理解政府的決策，在PM2.5傳播中起到了信息溝通的作用﹔同時，通過受眾的意見表達，為政府了解和把握公眾在PM2.5問題方面的認知狀況及其應對問題的態度提供了條件。

以PM2.5的數據監測情況為例，有關PM2.5監測情況的報道共54篇，在以PM2.5為主要報道對象的文章中，佔到56.8%。其中，既有像《發布點位從2個增至10個 上海今起全面發布PM2.5數據》（2013年1月29日）等報道政府採取的相關措施﹔也有讓普通受眾“發聲”，表達自身對PM2.5監測的意見的報道（如2012年3月9日《灰霾天氣多發，一些城市居民自己動手，監測身邊的空氣質量 民間自測空氣有必要嗎》）。這不僅有助於讓受眾了解相關情況，推動政策更好的實施﹔也為受眾提供了意見表達的“輿論場”，肩負起媒體的監督功能，從而推動PM2.5數據公開的制度化進程。

（二）不足

1.傳播的政治化傾向明顯

根據以上關於消息源的分析，過度集中的採用“黨政機關”的消息源，一定程度上是由過多的政策宣傳造成的，也是其政治角色賦予的責任。而過度的政治傾向將這一公共事件演化成政治事件，把解決問題的主體更多傾向於政府，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社會公眾解決這一問題的積極性。

其次題材類型上集中於“政策實施”，僅次於數據監測。形式主要集中在對政策的告知和解讀上，如《珠三角地區月內公布PM2.5值》（2012.3.6）、《治理PM2.5列北京為民辦實事之首》（2013.5.10）﹔重在政策的實施情況，忽視了對實施結果的報道。

PM2.5不僅是重要的政治議題，更是一個涉及多領域的復雜問題。因此，媒體需要拓寬報道范圍、消息來源，才能多角度、多方位闡釋問題，更好地把握報道的平衡性、客觀性。

2.結構的固定化

地域上，報道主要集中在北京的。呈現出採集新聞以政治中心為重點的結構。作為全國性的國家級報刊，《人民日報》應拓寬報道領域，較為全面客觀的反應問題。

由2012年到2013年上半年關於題材類型的統計可得，內容雖走向多元，但也逐漸呈現出以“重在剖析原因和解決方法，弱化PM2.5的影響”的結構，比如在《應對氣候變化報告中》提到PM2.5對經濟的影響和處理污染上借鑒國際經驗，這方面都鮮有提及。長此以往，可能對PM2.5問題探討的深度和廣度造成一定局限。

五、結語

綜上，在PM2.5傳播中，《人民日報》主要扮演了議題設置者、知識建構者、應對問題的溝通者等角色，作為具有獨特政治屬性的大眾媒體，《人民日報》雖在傳播中較明顯的政治化傾向、結構的固定化體現了角色定位的不足，但是其正在努力完善自身在PM2.5傳播中的角色定位，更好地承擔在氣候傳播中的責任。

（作者系： 山西大學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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