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子論文]手機媒體在政府輿論引導過程中的正負作用分析【2】

（三）高度互動性傳播容易引發群眾運動

當突發性公共事件發生時，政府如果處理不當或損害了公眾知情權和利益， 可能導致一定規模的群眾運動。 這對政府重塑良好的公眾形象是非常不利的，直接損害了政府執政能力。群眾運動是群眾情緒的集中爆發，其發生需要一定的條件。首先，輿論與大多數的利益息息相關。其次，有輿論領袖發起。無論是在其他媒體，還是在手機媒體，輿論領袖的地位都舉足輕重。 輿論領袖具有敏銳獨到的分析能力，同時能在人格力量方面又能維系其話語的權威和地位。再次，具備高度互動的空間。在相對閉塞的空間內，煽動性力量不足以激發一定規模的群眾運動。但手機媒體出現之后，短信、微博、email 等各種互動性極強的傳播手段普及開來，在這些媒介上，可供人們自由交流、互動和爭辯的虛擬社區得以形成。近年來，手機媒體引發網絡群眾運動層出不窮， 廣大網民在網絡虛擬空間中以某個共同目標為中心發起運動， 對現實生活產生巨大影響。

（四）手機媒體的傳播是跨地域甚至超國界的

無論身處何地，隻要有網絡，有設備，就可以把信息發布到各個國家和地區的網站。手機用戶也可以用短信發送消息給世界各地的用戶，而 WAP、I-mode、 3G 、4G、技術更是可以讓使用者通過網絡輕而易舉的登陸到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的博客、論壇閱讀和發布信息。當危機發生時，手機媒體使國內政府危機轉化為國家形象危機的機率增大。2003年，國際輿論還在批評中國政府隱瞞非典疫情。手機媒體環境下，一個地域性的危機事件可能通過無邊界傳播成為全國性危機，甚至影響國家形象。2007 年的紙包子事件本來只是發生在北京的一起飲食衛生事件， 最后卻在網絡上瘋傳，被國際社會與“中國制造” 聯系起來，影響了中國國際形象。2011年的郭美美炫富事件，將中國紅十字會推到風口浪尖，一時間國內外對中國紅十字會的公益形象大打折扣。以及在2013年近期屢次出現的城管問題，使得國內公眾和國外人民對中國城管的執法管理問題一直存在疑慮。無邊界傳播使國內政府危機擴大的幾率增大。

三、政府對手機媒體的輿論引導策略

針對上述手機媒體的政府輿論引導的積極作用和消極影響， 政府部門要積極做好手機媒體的輿論引導，使其積極作用得以發揮，而消極影響盡量規避。總的來看，政府對手機媒體的引導策略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做好手機媒體危機監測和預警工作

手機媒體輿論的社會預警功能是指媒體輿論根據己有的經驗認識對即將發生的社會變動的預先警示功能，並用它指導人們對社會變動做出科學、理性的判斷和應對。媒體對即將發生的社會變動有感應作用，作為平民媒體的手機媒體更往往是危機信息首先出現的地方。現代政府作為一個社會服務部門，也應該具備極強的危機意識，建立專門的媒介監測部門，做好媒體監測工作，當發現有危機出現的苗頭時，就可以將主動權掌握在手中，在危機沒有蔓延之前將其“扼殺”。危機監測是在危機發生之前採取的新媒體策略。 當危機發生之后，政府就要利用新媒體進行危機預警，公布權威信息。權威信息的真空和政府的“失語”會導致人心恐慌。 但是，中國傳統政府的危機預警方案主要針對傳統媒體， 尤其是黨報和政府主導的電視媒體等， 並沒有把網絡和手機等新媒體納入范疇。 在新媒體影響力日益深入的傳播環境中， 利用網絡和短信的預警方案非常重要。

（二）善於運用微博、微信等媒體，提高工作意識和工作能力

手機微博能更快速地發布和傳遞信息，而且可以允許指定的人群閱讀，並且實現了一對多、多對多的傳播方式。微博和微信的傳播效果顯著，因其短少易懂而容易被受眾所接受。在一定程度上，微博和微信在開辟了政府發布信息的新渠道的同時也改變了網民的說話方式。對政府來說，微博和微信有利於政府政策的公開、透明，更增加了一條危機信息發布渠道。政府可以利用微博和微信掌握輿論風向，以便及時發布輿論消息，進行輿論引導。

（三）政府及時、全面、准確公開信息並加強風險溝通能力:

政府及時公開信息有利於緩解在突發事件發生時造成社會的緊張情緒。危機處理有“黃金四小時”之說政府利用網絡通過政府門戶網站及時、准確地發布事件最新、最真實的信息佔據輿論的最高點，從而來消除民眾的恐慌，也進一步提高公眾對政府的信任度，為政府解決危機營造良好的公眾環境。

從應用普及程度和發展趨勢來看，手機媒體將成為未來政府和公眾溝通的重要平台。政府可以運用手機媒體的積極作用來加強自身的輿論引導能力，從而與民眾進行更好的溝通。但是，手機媒體環境下的危機管理才剛剛起步，面對復雜的社會環境，政府應該有意識的提高危機管理能力，完善輿情預警機制、信息公開機制、輿論引導機制、從而來更加有效地消除社會矛盾，規避社會風險。

（作者系： 連雲港師范高等專科學校人文與美術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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