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第15個記者節的感悟與思考

【摘要】責任意識強、敢擔當，這是優秀新聞工作者首先必須具備的條件。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記者“鐵肩擔道義”。這是因為：第一，社會生活中違背公平正義原則的事情屢有發生。第二，媒體和記者面臨著巨大的利益誘惑。第三，當下輿論和輿情相當復雜，准確地進行研判難度極大。而很強的業務能力，是好記者必須具備的另一不可或缺的條件。具體是指：新聞採訪不舍難求易﹔力求對生活有所發現﹔對新聞事實能出色地展示和評論。

【關鍵詞】記者﹔責任意識﹔業務能力

怎樣才能成為一名好記者，這是每年記者節都要討論的話題。在陳永洲出事、21世紀網出事、沈灝出事以后，這個話題顯得極為嚴峻而沉重。筆者認為，一名好記者必須具有強烈的責任感和很強的業務能力。有道是“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前一句說的是有擔當、負責任，后一句說的是能寫出一手好文章。兩個方面不可或缺。

上篇

先說“鐵肩擔道義”。

在任何歷史條件下，責任意識強、敢擔當，這是好記者首先必須具備的條件。有強烈的責任意識並將責任付諸行動，方才可能成為好記者﹔反過來說，缺乏責任意識、不能將責任意識落實到行動上的記者肯定成不了好記者。當今時代，社會處於轉型期，改革進入深水區，與市場經濟相聯系的社會觀念使意識形態中增加了以前所沒有的內容，傳播科技的發展與發達和其他因素一起共同改變了原有的社會輿論格局。在這一方面，與以前相比，時代發生了很大的變遷。然而盡管如此，記者仍然需要勇於擔當、敢於負責的“鐵肩擔道義”精神，甚至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鐵肩擔道義”。

第六屆范長江新聞獎獲得者、中國青年報記者劉暢，在一次接受記者採訪時曾經說：“新聞工作者要有一種推動國家和社會進步的責任感和使命感，要用新聞來影響更多的人，號召大家共同推動社會進步。尤其在當今社會轉型時期，如何發揮輿論的引導作用，將大家擰成一股繩，推動國家的強大，是我們新聞工作者要思索的問題，也是我們應該承擔的責任。”[1]新聞工作者勇於擔當、敢於負責，從本質上說就是要通過自己的努力推動社會進步。

“鐵肩擔道義”，是記者強烈的責任意識的體現。馬克思在闡述報刊的品質時，多次從辦報的目的和責任方面強調報刊與人民利益的關系，認為人民報刊應當“生活在人民當中，它真誠地和人民共患難、同甘苦、齊愛憎。它把它在希望與憂患中從生活那裡傾聽來的東西，公開地報道出來”，“報刊從理性上，同樣也從感情上來看人民的生活狀況”[2]。“真誠地和人民共患難、同甘苦、齊愛憎”，是記者的責任所在。這是馬克思主義新聞觀關於記者責任的一種經典表述。記者應成為人民的忠實代言人，這是馬克思主義新聞觀關於記者責任的另一種經典表述。這些都是從應當作為方面說的。當今時代，改革進入到了深化和攻堅階段。社會成員的利益分配格局和與此相聯系的輿論格局相當復雜。記者在表達人民的利益訴求和真實心聲方面，所擔負的責任比以往更為重大。受到責任意識的驅使，記者事事處處對社會、對公眾、對事實負責，始終明白：對社會穩定和社會發展不利的事情不可為，對公眾構成誤導和對公共利益帶來損害的報道不可發，與事實不相吻合的信息不可傳。這些，是從不可為方面說的。

之所以說在今天的條件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記者“鐵肩擔道義”，是因為：

第一，社會生活中違背公平正義原則的事情屢有發生。這是一個倡導社會公平正義的時代，但又是一個違背公平正義原則之事時有發生的時代。用自己手中的筆和掌握的媒體版面、節目時段，為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而發聲、而呼喚，是記者的神聖職責。

第二，媒體和記者面臨著利益的巨大誘惑。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新聞傳媒已經成為市場上的經營主體，通過正當經營獲得經濟效益，不僅是允許的，而且是受到法律保護的。身處市場之中，經營主體面臨著同行之間的激烈競爭。而傳統媒體受到來自包括自媒體在內的新媒體的巨大壓力，必須為自己的生存而拼盡全力、使出渾身解數。當然，新媒體也會同樣感受到生存的巨大壓力。在這種情況下，記者既要面對來自市場的利益誘惑，又要面對來自競爭對手的競爭壓力。因此可以說，記者的責任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嚴峻考驗。

記者是公民。與其他公民相比，他（們）從事的是新聞採訪這樣的職業活動，擁有利用新聞傳媒的技術手段和特有資源披露新聞事實和發表自身見解的權利。雖說今天人人手中都有麥克風，但記者因為在體制內，有著與新聞機構相聯系的公職身份，因而其話語權及話語的影響力相對比較大。這是一般的網民無法與之相比的。正因為如此，有的記者就在自己的身份上做足了文章。他（們）既可以在報道特定對象的過程中獲得進項，也可以在不報道特定對象的過程中撈取好處。他（們）所付出的代價是：在自己聲名狼藉的同時，也使整個記者隊伍的形象蒙受玷污。

第三，當下輿論和輿情相當復雜，准確地進行研判難度極大。在很多年前，新華社原社長郭超人就曾經說過一段名言：“記者筆下有財產萬千，筆下有毀譽忠奸，筆下有是非曲直，筆下有人命關天。”他說這一段話時，人類社會還沒有進入互聯網時代，更沒有進入自媒體時代，但與記者是用在調查採訪的基礎上披露信息和發表意見的方式進行工作這一點上是相通的。他（們）手中握有“如椽大筆”，他（們）肩負的責任重於泰山，他（們）體現的是社會良知。在自媒體時代，人人手握處於移動狀態的麥克風，眾聲喧嘩成為社會輿論的常態。輿論和輿情的復雜性毋庸置疑。在出現了變局的輿論格局中，記者對在社會輿論中的引領作用不可輕言放棄﹔輿論和輿情越是復雜和難以研判，記者肩上的責任就越是重大。

“鐵肩擔道義”，動力從哪裡來？新聞工作者的楷模穆青，以“勿忘人民”自勉和勉人，因而不僅在平時的工作中能“鐵肩擔道義”，而且在重要的歷史關頭也能“鐵肩擔道義”。他在《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中，不以階級斗爭為主要矛盾，而以餓死人還是靠雙手改造環境為主要矛盾，這在當時是需要膽識和需要有承擔責任的心理准備的。在通訊《為了周總理的囑托——記農民科學家吳吉昌》中，穆青和他的同仁先於黨中央對“文化大革命”作出否定性評價，這同樣需要膽識和責任意識的支撐。記者“勿忘人民”，方才可能長有“鐵肩”，方才可能擔得了道義。

下篇

再說“妙手著文章”。

業務能力是新聞工作者的採訪、寫作、編輯等能力。對於好記者而言，尤其重要的是具備超強的採訪和寫作能力。採訪、寫作能力和水准的發揮，與特定主體的新聞理想、敬業精神有關。具備崇高的新聞理想和突出的敬業精神的記者，往往能通過不斷鑽研而提升自己的採訪和寫作能力，並將此發揮到極致。就此而言，業務能力和水准的發揮，不僅僅是業務能力問題，還與記者的工作態度及精神狀態密切相關。但是，記者如果光有新聞理想和敬業精神而沒有很強的新聞業務能力，那麼他們在報道新聞事實和評論社會現象時就會捉襟見肘，在激烈的同行競爭中就會明顯處於下風。

“妙手著文章”涉及多方面的內容，現著重論述如下三點：

其一，新聞採訪不舍難求易。

業界人士有言：“七分採，三分寫。”這在記者所寫報道嚴格地受制於調查採訪所獲得的素材的層面，無疑具有真理性。相近的意思也可表述成“腳板底下出新聞”“好新聞是跑出來的”等。在社會發展進程中，近些年來，信息傳播技術有了前人難以想象的進步，記者進行採訪、獲取信息較之以前有更多的渠道，也更為便捷。然而不可改變的是：記者仍然需要對報道對象進行深入採訪，需要就與報道對象有關的採訪對象進行深入採訪，需要赴事發現場進行深入採訪。在今天這樣一個自媒體時代，這依然是好記者寫成好稿的“不二法門”。新聞採訪不可舍難求易。

一名記者如果疏於調查採訪，甘於根據“二手貨”進行“再生新聞”寫作，其實只是做粘貼、拼湊之事，那麼就終究隻能是與好新聞、好記者無緣。做原創的新聞、做有深度的新聞、做包含著自己的發現和思考的新聞，是好記者在激烈的新聞競爭中高人一籌和最終勝出的關鍵所在。

好記者總是與新聞精品力作相聯系。能不止一次地生產出精品力作，是好記者之所以為好記者的重要標志。那麼，新聞精品力作是怎樣煉成的呢？新聞精品力作是艱苦深入的調查採訪順理成章的結果。制作精品力作所需要的採訪，不可能只是蜻蜓點水、淺嘗輒止的採訪，也不可能只是力圖掌握第一手材料的採訪，更不可能只是在辦公室裡閉門不出地收集資料和進行復制、粘貼，而必然是深入實際和實地的採訪。新華社記者撰寫的長篇通訊《守望精神家園的太行人——紅旗渠精神當代傳奇》，寫成后被400多家媒體刊播，產生了廣泛影響，受到中央領導同志、媒體受眾和社會各界的高度稱贊。[3]讓我們來看看它的生產過程吧。“新華社社長李從軍帶領3名記者深入太行深處的鄉村、企業和重修紅旗渠工地調研，採訪30多位典型人物，召開近10場座談會。同時，在全國范圍採訪了涉及紅旗渠的人物，查閱30多萬字的文字資料。在深入採訪基礎上，精雕細刻，數易其稿，反復打磨，形成了這篇精品力作。”[4]以上就是記者團隊寫這篇通訊前的投入。毫無疑問，深入、扎實的採訪，為精品力作的問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其二，力求對生活有所發現。

記者對社會生活中發生的新聞事實要有自己的發現。“新聞發現力”的概念經常被業界和學界人士提及。

有位論者提出了如下觀點：“有一個新的現象值得澄清，即在一個‘用戶生產內容’的信息傳播方式日漸普遍化的時代，對新聞發現力的探討並沒有失去它的理論與實踐的意義，這是因為即使人人面前都有一個麥克風，人人都有了傳播信息的權利，人人或多或少在發布新聞（他們也具有一定的新聞感知力），但是用戶生產的內容，一是它替代不了專業新聞記者的那種持續的、深入的、全方位的新聞信息的採集工作。那種零散的、隨機的、淺層次的內容生產，只是豐富了新聞信息來源。”[5]筆者同意上述意見，在自媒體時代，專業記者不是“全民皆記者”意義上的“網民記者”所能取代的。專業記者的新聞發現力仍然是一種至關重要的能力。

新華社原總編輯南振中發現了新聞界存在的“新聞發現力之‘滯后’與‘忽視’”的問題。他認為，新聞記者應該著重從以下幾個方面去發現：“善於發現或者找到世界上迄今還沒有通過大眾傳播媒介廣泛傳播的、鮮為人知的新鮮事實﹔善於發現或者澄清社會上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的重大事件的事實真相﹔善於發現和捕捉能給人以啟迪的新思想，深刻地揭示改革開放大潮中人們觀念上的新變化﹔善於發現和表現最能體現時代精神、對人們有較大激勵和鼓舞作用的典型人物﹔善於發現能夠體現事物發展規律的新的苗頭、新的動向，准確地預測和描繪事物發展趨勢。”[6]這實際上為記者提升新聞發現力指出了具體的努力目標。

新聞發現與新聞採訪並不是相互割裂的兩個階段，而完全可以融為一體：在採訪前有所發現——發現值得報道和深入發掘的線索﹔在採訪中有所發現——發現新聞事實所蘊含的新聞價值、思想意義、深長意味。由於有了新的發現，記者的採訪被引向更有利於發掘事物本質的方向。

新華社記者何平等人在通訊《從瓮安之亂到瓮安之變警示錄：在痛定思痛中浴火重生》中，就有他們自己的發現。如在涉及歷史生活和現實生活中的民主時，他們寫道：“無論歷史還是現實都在昭示：民主是理想，也是實踐。需要制度，也需要細節。”這段文字就體現了某種發現。記者在採訪和在此基礎上所作的深思中，還有另外的發現：“從大亂到大治，從民心失落到民心重聚，瓮安在痛定思痛中浴火重生。站在烏江峽谷，翻卷的激流挾著歷史的風雲扑面而來。歷史不會簡單重復，但往往會有驚人的相似——70多年前，被敵軍圍追堵截的紅軍曾在這裡絕處逢生，轉危為安。70多年后，瓮安的基層政權也經歷了一次生死攸關的嚴峻考驗。……在新長征的路途上，也還會遇到各種‘烏江天險’。但隻要我們始終把人民放在至高無上的位置，就一定能闖關奪隘，到達勝利的彼岸！”在70多年時間長河的兩端，“烏江天險”的內涵和形式有著諸多不同，但其中又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和深刻的真理內涵。把歷史的相似之處呈現於人們的眼前，發揮其警示作用，這就是該篇通訊的貢獻。

其三，對新聞事實能出色地展示和評論。

這屬於表達的范疇。如果既有深入的採訪，也有自己的發現，然而功力不逮，也還是無濟於事。好記者在表達方面總是有自己的獨到之處和驚人之筆。改革開放之初，范敬宜在某公社睡了一夜，深有感觸，於是從“夜無電話聲 早無堵門人”的角度報道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農村所發生的深刻變化。其報道角度之妙令人贊嘆。他在經濟日報任總編輯時，策劃和主導的“香香臭臭話廣東”等一組11篇系列報道，突破了對於事物的評價非黑即白的思維定式，讓人讀后嘆為觀止。

“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這是老話﹔但如果在自媒體時代給予它新意，似乎也不是不可以。（作者為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參考文獻：

[1]楊雲.如何做一名好記者——訪范長江新聞獎獲得者、中國青年報綜合採訪部主任劉暢[N].內江日報，2009-09-26.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56：231.

[3]劉思揚.在“走轉改”中鍛造時代精品[N].湖北日報，2011-11-25.

[4]中國新聞獎參評作品推薦表[EB/OL].http://news.xinhuanet.com/zgjx/2012-06/25/c_131674095_2.htm.

[5]馬濤.新聞發現力再認識[J].當代傳播，2013（1）.

[6]南振中.新聞發現力之“滯后”與“忽視”[J].新聞戰線，20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