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記住這些有良知的法律人》的採寫經過

我採寫的通訊《請記住這些有良知的法律人》獲得了第二十四屆中國新聞獎二等獎。回首往事，不由感慨，對杭州錯案的採訪可謂一波三折、歷經艱難，如果沒有當初的鍥而不舍，如果沒有中途的節外生枝，如果沒有那最后一分鐘的堅持，如果沒有我們法制日報社總編輯雷曉路的敢於擔當，可能就沒有這篇作品和后來的獲獎了。

信念：努力尋找蛛絲馬跡，盡可能接近事實真相

我是2013年1月份獲悉張氏叔侄強奸殺人錯案的。不久，一名知情人悄悄告訴我，杭州蕭山又有一起死刑錯案即將浮出水面。1997年，杭州中院以殺人、搶劫罪判決田偉冬等五青年3人死刑、1人死緩、1人無期。浙江省高院二審，死刑判為死緩。五青年在監獄服刑17年之后，真凶落入法網，田偉冬等人已從新疆押回浙江重審雲雲。

《法制日報》是中央政法委機關報，按照組織程序，大約在4月間，我向浙江省委政法委遞交了一份報告，請求協調有關政法機關，允許我採訪張氏叔侄強奸殺人案和蕭山五青年搶劫殺人案這兩起杭州錯案，並承諾稿件寫就后，一定送呈省委政法委審閱把關。幾天后，省委政法委回復，同意我採訪，已口頭通知相關政法機關給予方便。持這“令箭”，我立馬趕赴相關政法機關採訪，卻屢屢碰壁，對方不是告訴我沒有接到政法委通知，就是說口頭通知不足為憑，政法委如果真的同意你採訪，應發書面通知來。在浙江政法系統，我採訪了十幾年，宣傳處負責人大多是我的熟人或好友，但在接下去的十余天時間裡，我感覺自己象個皮球，在政法機關之間被踢來踢去。跑著跑著，我終於明白了，表面態度友好的背后，各政法機關其實有著早被統一好的共同立場：想方設法拒絕媒體採訪。

我不沮喪，在27年的新聞生涯中，採訪被冷遇被拒絕，對我來說已是家常便飯、見怪不怪。相反，屢屢挫敗反而激發了我心底不服輸、愈挫愈勇的個性因子，我決定另辟蹊徑，去找律師，找當事人，找案件經辦人，尋找收集關於這兩起錯案的點點滴滴信息。在那段時間裡，雖然白天四處奔波採訪，晚上還得整理採訪筆記，疲憊不堪，但一有機會，我還經常找各種借口拜訪熟悉的政法系統官員，在貌似漫無邊際的閑談中暗暗記住我所需要的信息。

一個月后，我基本知道了這兩起錯案的來龍去脈，開始布局謀篇，努力用手中掌握的資料去還原這兩起事件的歷史真相。人們經常說，歷史學家和新聞記者的共同使命是還原歷史真相，但在我看來，真相其實是無法還原的，正如哲學家赫拉克利特所說的，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所謂事件一結束，真相就死了。一個稱職的新聞記者的使命應該是努力尋找事件的蛛絲馬跡，獨立思考，獨特立意，憑借邏輯和常識，用大量零星的資料還原事件全貌，盡可能接近事件真相。

使命：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去解剖錯案

在張氏叔侄案中，張高平、張輝叔侄在派出所被審了幾天幾夜，不讓吃飯睡覺，在看守所遭遇牢頭獄霸毒打折磨，被逼屈打成招。在蕭山五青年案中，雖然田偉冬被刑拘后一再否認自己與劫殺案有關，但仍被拳打腳踢、電棍擊打。忍無可忍，他咬斷舌尖吞了下去，滿口鮮血、滿地打滾，偵查人員這才停止審訊。夜深人靜，細讀這些採訪資料，我為這些蒙冤者的悲慘遭遇唏噓再三，也對刑訊逼供者的人性沉淪憤慨不已，幾至拍案而起。但冷靜一想，刑訊逼供者固然難辭其咎，但司法活動是一個環環相扣的鏈條，冤錯案件不可能是某個經辦人或某個機構所可以獨立完成的。作為《法制日報》記者，我更重要的使命應該是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去解剖錯案，進而查找、反思錯案產生的體制性原因。

在採訪陳興良、張建偉等多名刑法、刑事訴訟法專家后，我奮筆疾書，寫就系列報道《對浙江2起冤錯命案的調查和反思》，報道分4篇，每篇2500字左右，分別對命案必破、有罪推定、疑罪從輕等傳統執法司法理念和重打擊輕保護、重配合輕制約、重口供輕証據、重個案輕制度等傳統執法司法機制進行了系統反思。我計劃在蕭山五青年案重審被宣判無罪時在《法制日報》上刊發這4篇系列報道，呼吁司法體制改革，預防悲劇再次重演。

按省高院電話通知，2013年6月27日，我在杭州市馬塍路省高院第3法庭，旁聽了蕭山五青年搶劫殺人案的再審庭審。5名原審被告人分別向主審法官控訴在公安派出所遭到刑訊逼供，當初之所以承認殺人完全是屈打成招。在法庭上，原審被告人、辯護人和公訴人，還就究竟是否存在神秘女証人朱富娟、是否啟動非法証據排除等焦點問題展開激烈辯論。從上午9時到傍晚18時多，除了中間一小時的午飯時間，庭審進行了8個多小時，我幾乎記滿了整整一個採訪本。回到房間后，啃了一個面包，我伏案寫作3個多小時，終於在晚上10點將庭審側記《這一天等了18年》寫好改定，發往北京。

意外：系列報道胎死腹中

想不到這不起眼的庭審側記卻掀起了軒然大波，讓辛辛苦苦精心准備的上面那4篇系列報道胎死腹中。

6月30日上午，浙江省委政法委領導讓人打電話通知我前往談話。進入他的辦公室，我立即趕到氣氛不對，這位領導與我本來是多年老相識，那天卻板著臉狠狠地批評了我一頓，說我的庭審側記嚴重損害了浙江改革開放形象，違反了宣傳紀律。談話結束時，他說，過去的先不追究，反正現在正式通知你，從今往后，對杭州錯案，你不要再寫報道了。

那一刻，我委屈極了，沮喪極了，不是因為領導的嚴厲批評——多年相識，我知道他是刀子嘴豆腐心﹔而是為我那還沒發表的4篇系列報道而心疼惋惜。為採寫這組稿件，我不懼艱難，費盡周折。這組稿件所蘊含的信息量和思想的力量，更遠非那庭審側記所能比擬，在寫作中，我就一直在想象其發表后會引發怎樣的震動、反思和傳播。但現在，禁令來了，無論我內心是如何的不舍，經驗告訴我，這組稿件隻能胎死腹中，不可能公開見報了。果然，從領導辦公室出來后，我向報社匯報了談話內容和稿件情況，報社領導要求我尊重當地政法委領導的意見，這組稿件改發內參。

堅持：傳遞良知、正義的力量

我不甘就此止步，我如鯁在喉，不吐不快。採寫杭州兩起錯案，每當舉步維艱之際，我經常感到有一種力量在感動著我，在催促著我，在激勵著我，隨著對案情的了解，我慢慢領悟到，這力量就是良知、正義。張氏叔侄、蕭山五青年的遭遇無疑極其不幸，但不幸中萬幸的是，從蒙冤到平反，正義猶存，良知仍在。憑借良知正義的力量，一些正直的法律人不為假象所蒙蔽，不為威武所屈服，堅守事實，據理力爭，才使這兩起錯案在最后關頭懸崖勒馬刀下留人，才使這兩起錯案多年之后絕處逢生沉冤昭雪。

被這一力量所牽引，夜深人靜，我苦思冥想，終於想到了一個辦法：既然有關方面不准正面披露杭州錯案詳情，那麼，我能否改變一下報道角度，以堅守良知正義為主題，以這些有良知的法律人如何敬重生命、伸張正義為線索，把他們散落在四處、幾乎不為人知的事跡寫出來，向其良好的職業道德致以崇高敬意，當然，更重要的是借此贊美公正法治，鞭撻野蠻丑惡，反思制度原因，呼喚正義別再遲到。這樣一來，既詳細報道了杭州錯案真相，也符合宣傳主管部門一再提倡的弘揚主旋律精神。打定主意后，我立即打開電腦，記下了檢察官張?、夏濤、林航，法官馮菁，律師凌偉建、阮方民、朱明勇，還有那幾位不知名的公安技術員的感人事跡，幾乎是一氣呵成，寫就了《請記住這些有良知的法律人——浙江主動糾正兩起重大錯案舊事新聞》。

兩天后到了7月2日，蕭山五青年劫殺案的再審宣判日，一大早我趕到了省高院。省委政法委政治部領導對我說，你長期關注蕭山錯案，同意你旁聽庭審，但這次千萬不能另行寫稿了。坐在法庭裡，聽著判決書，看著田偉冬等五名蒙冤者被宣告無罪之后喜極而泣的臉龐，我心潮澎湃。我知道，從青春年少到兩鬢斑白，司法機關幾句干巴巴的新聞通稿容納不了蒙冤者18年的冤屈和苦難，更不可能承載上述這些有良知的法律人對法律的忠誠、對職業的敬畏和對當事人的負責。作為新聞記者，我也有一個夢想，我的理想追求、我的中國夢是獨立思考、敢說真話、堅守良知、報道事實。為了我的中國夢，為了傳遞良知、正義的力量，適度違反一下“紀律”，個人承擔點風險又有何妨。閉庭后，我思考再三，在《請記住這些有良知的法律人》稿件開頭加上當天庭審場景和宣判結果，毅然發往北京。

一審通過。二審通過。深夜12點，視點編輯部主任崔立偉打來電話，告知已上版的稿件被撤了下來。老崔安慰我說，要不等明天雷總上班時再說吧。作為老記者，我深知隔日新聞不如豆渣。離截稿付印的時間越來越近了，幾乎在最后一分鐘，我撥通了法制日報社總編輯雷曉路家的電話，把他從睡夢中驚醒，磕磕巴巴向他陳情：我這稿件發掘傳遞了制止和糾正這兩起重大錯案中的人性光輝和良知正義正能量，是正面報道，與相關限制並無沖突。山東漢子雷曉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到法制日報社工作后，從普通記者起步直至擔任社長兼總編輯。聽罷我的敘述，他翻身起床，讓崔立偉馬上把稿件傳給他，逐字逐句修改了一個余小時，在凌晨1時左右把稿件發回報社重新上版。真的很感謝雷總，那天凌晨，他以一位老報人的良知、慧眼、胸襟、膽識救活了這篇稿件。

2013年7月3日，報道在《法制日報》刊發后，新華網、人民網等幾十家網站轉載。浙江省高院院長齊奇評價說，“大氣磅礡，讀后令人蕩氣回腸，是迄今為止關於浙江冤錯命案的最精彩報道。”感謝省委政法委領導的理解，看到報道傳遞了政法系統的良知正義正能量，獲得了普遍的社會好評，他們事后也就默許了我的“不聽話”。這篇報道也讓我明白了一個道理：在管制面前，與其正面沖突、死頂硬抗並非上策﹔學會溝通，學會思考，學會迂回，往往有可能讓事情柳暗花明，甚至獲得對手的認可尊重。當然，也需要那最后一分鐘的堅持。（作者為法制日報社浙江記者站站長，第十三屆長江韜奮獎長江系列獲得者）

來源：《青年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