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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混搭》 李静,戴军,朱冰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年1月1日出版(江苏文艺出版社已授权人民网读书频道进行连载,禁止其它网站转载,如需转载请与出版社联系)
有故事的人
19世纪,某日,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两座钟楼间的黑暗角落,发现了这样一个手刻的词:“ΑΝΑΓΚΗ”(命运)。
1831年,《巴黎圣母院》出版。雨果在原序中写道:本书正是为了叙说这个词而写作。或许在几百年前的法国,“命运”是一个飘浮在时代上空的宏大叙事,如今它却有了全然不同的隐喻。不过总有些什么是不会变的,因为不论轻重深浅,它总会用执着又暧昧的腔调诠释着每一个个体与时代。
凡尘中的人们,终究不是雨果,只是心中的某个角落也同样刻着这个词语——命运。走过90年代的中国人,必定会将这个词刻得深邃空灵。他们被冲入开放与保守交替纠缠的时代,他们感受着理想与迷茫的日夜共生,他们在破碎中寻找。于是,他们为此写作了自己的故事。
1989年的夏天很不真实。在深圳打工的19岁上海小伙戴军到了北京。他是以海豚训练师的身份,跟着深圳的“海豚表演团”一起来的。6月24日这一天,他永远不会忘记,因为两只海豚叮叮和当当死了,他失业了。
回到深圳,他发现自己竟然有些不太能适应那里黏稠的空气了。一场炎热,一场雨,接着又是一场炎热,似乎没有尽头。他开始低烧。
很快在深圳的工厂里找到一份新工作,只是无趣极了。每天下班后,戴军就和几个工友一人拎上一瓶啤酒,在厂区外的小路上漫无目的地游荡,走累了就随便找个台阶坐下,灌几口酒,胡扯闲聊。
那时候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很流行,和工友们一样,戴军会借着酒兴吼上几句。“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在深圳打工的这两年,他总望着集体宿舍的天花板,一个人呆呆地唱,只是唱到后头,总会觉得心里特别潮湿。
重阳节那天,下班早,戴军心情难得不错,就叫上了两个最好的朋友骑着车上了笔架山。一路喊着叫着疯狂地往山顶冲,最后仨人累倒在一个陡坡上的草坪中央,周围是满眼的茱萸。夜晚的山风异常清爽,戴军大口地呼吸着,指着远处一排跳动的灯火说,那是香港吧,等我长大了,要去香港玩。那晚太适合唱《我的未来不是梦》了,因为不是望着天花板,而是望着星空。最后,大家讨论的成果是“以后要挣好多好多钱,然后回家买房子买地,还要讨老婆”。
第二天清早,整个工业区再次从单调的喧闹中醒来。这是一幅非常奇怪的画面——成千上万的打工仔瞬间如流水般从各个角落倾泻、交织,随即又在下一秒漠然地奔向那个属于自己的流水线。
前一晚发梦的余温还在,戴军和几个工友飞快地骑着自行车,上坡、下坡,仿佛这份畅快再不享受下一秒就会消失。他们绝不会想到,就在下一个畅快的拐弯之后,一辆加长的香港货柜车竟直直地撞上了身边的一位工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