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报道的新闻价值与影响力

中国青年报每周四出版的《聚焦》版，创立于2011年1月1日，最初确立的采编思路就是探索“符合中国青年报气质的时政报道版面”。近两年来，《聚焦》逐渐成为国内时政新闻类报道中具有影响力的版面，越来越多的报道引起舆论关注，经常被广泛转载和引用。

最初定名《聚焦》，就是要对很多社会热点事件、热点问题进行“聚焦”。近年来，由于新媒体的蓬勃发展，新闻舆论呈现出热点多、传播广、变化快的特点。如何尊重新闻传播规律，把中国青年报所具有的敏锐、先锋和理想主义的办报传统注入到时政报道领域，成为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中国青年报老一代知名编辑李大同认为，新闻的核心内容应该是“说人话，讲故事”。应该在风云激荡的社会改革与实践中，关注与公众利益息息相关的时局变化，把握和报告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最新信息，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作出进一步的观察与思考。为此，《聚焦》确立了三条采编原则，即在表述上“说人话”，生动表现新闻事件的过程、脉络；在报道中突出以人为核心的价值取向，追寻新闻当事人的命运变迁；在题材选择上，更多注重具有普遍意义的时政问题、社会背景，尽可能探寻解决相关问题所需要的社会实践和治理之路。

表述生动化，拒绝文件语言

时政报道离不开各级党委、政府的施政思路和管理措施，因此，一些时政报道充斥了大量的文件语言，生涩难懂。为了让时政报道生动、好看，《聚焦》的编辑方针和采写思路，首先确定的重点就是用讲故事的方式“说问题”。

2012年6月21日，《聚焦》刊发稿件《曾让瓮安不安的小镇救赎之路》，报道在贵州瓮安的玉山镇打砸抢事件之后，当地政府如何加强管理，采取哪些措施打击黑恶势力。这篇稿件采写了大量细节，通过这些细节，把贵州瓮安事件前后，当地黑恶势力发展过程和当地政府打击黑恶势力的过程，生动地展现给读者。这一报道在各地都试图在社会管理创新方面有所作为的大背景下，总结出具有独特意义的“瓮安治乱”到“瓮安之变”的变化过程。稿件刊发当日，被多家门户网站在首页转载。

对于事实而言，无论处于多么专业和技术性强的领域，无论是行政、司法领域多么深奥的法条、法理，都必须用简洁生动的语言进行描述，让不懂相关知识的普通读者看得懂。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是，记者要首先把相关技术、问题搞懂了，理解消化了，并花心思用最简洁的语言报告给读者。

比如，对于一些会议类、活动类新闻，媒体报道容易陷入模式化，空话、套话连篇。如何让活动类的报道变得好看，《聚焦》作出了一定探索。2012年8月9日，《聚焦》刊发报道《62名专家的北戴河休假生活》，就是通过农民发明家赵正义等人的经历，向读者介绍了62位专家和基层一线人才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邀请，在北戴河经历的度假生活。生动的见闻故事，鲜活的个人感受，对党中央、国务院举行的一次重要活动，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与揭秘，可读性很强，被众多媒体转载。

追寻新闻当事人，表现他们的思想情怀，分析相关事件背后所蕴涵的社会问题

在社会生活中，官员往往比普通人更容易引起媒体关注和议论，官员行为的示范效应，使得媒体和公众往往对官员的言行过度放大。一方面，受到关注和质疑的官员往往压力很大；另一方面，由于以往制度监督不够、沟通渠道不畅，官员在需要向社会和公众解释他们的某些行为时，又往往自说自话，遮盖掩饰，引起更多舆论质疑和公众疑虑。为此，《聚焦》编辑对记者提出的要求是：首先要争取相关当事人的正面解释和回应，提出具有代表性的公众疑虑，期待在新闻事件的进展中对相关背景和问题进行进一步探讨。

2012年6月7日，《聚焦》刊发报道《大家对廉洁政府的期盼让我感动》。起因是芜湖市副市长詹云超骑自行车送女儿上学的照片在网上热传，我们要求记者联系这位副市长，看看当事人怎么说。记者设法联系到了詹云超。面对公众关注，他坦率承认“这个事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和热评是没想到的”。接着，报道把这一看似简单的、甚至具有点娱乐化的小事，放在了公车消费的大问题之下，让这一事件具有了广泛的社会意义。面对着公车泛滥、公车私用的社会现象，副市长詹云超的言行具有了更广泛的针对性，所以，最终报道主题确定为如何建设公众期盼的“廉洁政府”。这样的报道角度超越了单一事件，所反映的问题让人印象深刻。

同样，祁东县县长雷高飞在一次述职报告中提出“不偷懒、不贪钱、不贪色、不整人”引发社会关注，我们要求记者务必联系到高雷飞本人，将这一“四不”承诺的前后背景和来龙去脉进行更详细的追问。实际上，在特定情况下，比如，前任因腐败问题落马，对于继任的官员而言，会产生心理震动和警醒意识，同时，公众也往往抱着“观望、疑虑”的心理看待继任者。在此情况下，详细向公众解释这名官员作出“四不”承诺的起因和过程，就显得十分必要。2012年8月23日，《聚焦》刊发报道《老百姓希望所有官员都不贪财色》，就是对这一事件进行的深入采访，有力地表现了关键细节，解释了让公众感到疑惑的重要问题。

选题具有典型性，能够反映当前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矛盾，并以舆论监督的形式督促政府加强管理，推动制度不断完善

2012年7月12日，《聚焦》刊发报道《靠什么控制将事情夸大的“网络大火”》，报道在天津蓟县的火灾事故中，一些谣言造成的不良影响和当地对此的处理。报道中提出，政府信息公开不及时和不透明，使谣言获得了生存空间和传播机会。实际上，这种情况在很多事件中都存在。对于一些事故，当地媒体往往陷入集体性“失声”，外来媒体又往往不了解情况，只能通过不多的渠道（有时是小道消息和谣言）进行猜测报道。报道督促事发当地党委、政府及时和准确公开信息，不要用“噤声”、“沉默”的方式面对舆论追问，这应该成为社会管理中的常识。

对于事件性热点，我们对记者提出的要求是尽量要有“一人三新”，“一人”即当事人，“三新”即新进展、新动态、新发现。可以说，我们在贯彻《聚焦》三项采编原则的基础上，实现了时政报道的重要性、可读性、人情味。但对具有守望、监督职能的媒体而言，这些还远远不够，《聚焦》在关注时政问题方面，还要实现两大方面的飞跃，一是对重大问题的持续关注，形成有影响、成系列的报道，再就是在独家报道中不断增强精品意识。

对于公车改革、公务员吃空饷、财政预算监督、政府信息公开、收费公路改革等问题，《聚焦》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关注，呈现出多角度、不间断的报道。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在政府转换职能和自身治理中，面临着种种问题，具有长期性，不可能一下子解决。只能通过媒体日积月累的呼吁，推动相关问题逐步解决。另一方面，记者在采写这些问题时，也完成了认识、了解、熟悉的积累过程，使得相关报道的深度、广度不断得到加强。

以公车改革为例。公车改革涉及很多具体问题，比如公车私用、公车信息公开、超编车管理、套牌车和补贴式车改等。2012年6月25日，温州公车改革“迈出实质性一步”，首批215辆公车拍卖成交。一个细节引起了我们的关注，当地规定，对温州市区范围内的公务交通，将实行限额货币补贴，按职务层级在300元至3100元之间划分为7个档次。6月28日，《聚焦》刊发报道《警惕车改过后有人“领着补贴坐公车”》，指出在此之前的多地“货币化车改”中，存在公务员“一边领补贴，一边继续享受公车”的现象。这种提示，对于推动相关改革的政府而言，无疑是重要并且迫切的。

同样，2012年7月，“河南中牟43辆超编公车被拍出39.11万元”一事引发社会关注。公车是否被“贱卖”，拍卖过程是否存在违规现象，拍卖中究竟有没有“猫儿腻”……河南中牟“为进一步深化公车治理成果”进行公车拍卖，却陷入舆论质疑的漩涡里。7月19日，《聚焦》刊发报道《看到“超编车”堆满垃圾与落叶我很心痛》。记者采访了长期关注公车改革的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叶青认为，“河南中牟拍卖超编公车的做法值得肯定，出发点是好的，之所以引发如此多的质疑，主要在于公开不彻底”。7月26日，《聚焦》再次刊发报道《还有多少地方“花钱养烂车”》，除了介绍当地政府对该事件的解释，还努力通过该事件探讨超编车处理的深层次问题。

与公车改革有关的话题中，公众对公车私用的关注度较高。为此，《聚焦》根据两个典型线索，对公车私用现象进行报道。

2012年8月23日，《聚焦》刊发报道《“干部培养不易”能否成为轻罚借口》。陕西汉中镇巴县盐场派出所所长谭某在公休假期携妻驾公车旅游，违反了警车的使用规定。8月16日，镇巴县政法委决定，免去谭某盐场派出所所长职务，给予其行政警告处分，责令其本人承担假期驾驶警车产生的所有费用。有人质疑：这样的处罚是否太轻？对此，当地政府有关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考虑到干部培养不易，所以处罚轻了一点。”我们在报道中提出，正是由于处罚太轻，“公车私用”才屡禁不止。

9月13日，《聚焦》刊发报道《查处公车私用为何内部通报而不向社会公开》，报道了江西省德安县针对使用公车送子女上学展开督查，对用公车违规接送子女上学的人通报批评。但是，对通报批评的人，并没有对外公开姓名和职务。我们在报道中提出疑问：这样的通报批评威慑力有多大？

对于这类问题，只有持续关注，多角度报道，才能发现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并为社会治理提供依据。

在时政报道领域，进行重大监督类报道，具有一定困难和风险。为了增强独家报道的精品意识，《聚焦》选取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进行深入调查。2012年4月，我们接到线索，有考生反映，她参加了青海省保监局的公务员招录考试，并在笔试和面试部分取得第一名的好成绩，后来也通过了体检，最后却被以“性格内向”为由拒绝录取。还有另外两个考生，跟她情况类似。

我们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好的线索。除了事件本身很蹊跷，会受到公众关注外，这个事情反映出来的问题，正是目前我国公务员招录中最值得探讨和改进的地方。于是，编辑和记者沟通后，记者设法联系到了几个考生，详细了解事情的经过。根据几名考生的反映，我们初步判断，此事基本属实。接下来，就要对涉及此事的青海省保监局进行采访。对方对这件事的态度显然“不够积极”，不过，记者努力之后，仍然采访到了相关人员。

2012年5月10日，《聚焦》刊发报道《公务员考试第一名为何被以“性格内向”为由拒录》。这篇稿件被国内网站大量转载，迅速成为网络上的热点，网友的评论数以万计。

迫于压力，青海省保监局作出反应，对此事进行说明，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了拒录3名考生的原因，认为笔试和面试第一名的黄红的“人际沟通协调能力、独立承担工作方面的能力明显不足”。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安排记者继续跟进采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刘旭涛认为，这一回应比较随意，让此次考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能力不足的说法有些牵强，公务员被录用后还有一年的试用期，试用期不合格可以辞退。公务员考试第一名还没有走上工作岗位，怎能断定能力不行？”5月17日，《聚焦》刊发连续报道《未能上岗试用，何来“能力不足”》，报道了青海省保监局的回应过程，以及社会各界的态度和看法，再次引起极大关注。

大家对这件事的讨论不断深入。接下来的问题是，在招录公务员时，考察阶段到底是什么标准？到底谁说了算？如果考察阶段随便找个借口就能拒录考生，那么，考生千辛万苦通过笔试、面试，还有多大意义？在考察阶段，到底有没有一个硬性的、透明的，容易让人判断的标准？实际上，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比事件本身更为重要。如果能推动制度前进一小步，对于一组报道来说，就是一次很大的成功。5月24日，《聚焦》再次刊发报道《公务员招录“考察阶段”是否弹性太大》，报道有关专家和社会各界围绕此事展开的深入讨论，并从多个角度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这组报道，是2012年国内影响较大的报道之一。我们认为关注社会和时局发展中的大问题，准确把握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梳理社会情绪，是做好时政报道的基本前提。而通过典型事件的报道，促进社会各方达成共识，促进相关问题获得解决，则体现了时政报道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的真正价值和重要作用。

（刘畅：中国青年报国内时事部主任、《聚焦》版主编，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王国强：中国青年报国内时事部记者、《聚焦》版编辑）

来源： 《青年记者》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