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作家萧红在她31年的短暂生命中,以《生死场》、《呼兰河传》等小说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独特的印记和地位。为纪念萧红诞辰100周年而拍摄的电影《萧红》因而广受期待。不料影片于本月8日上映后,引起不少批评。昨天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主任陈子善也就他所掌握的材料质疑影片对萧红的塑造既失实又失范,一些情节上的败笔将误导大众。
“她忙谈情说爱就写不出那么多好作品”
“剧组主创究竟有没有读懂萧红?传记电影不应该成为以艺术手法来‘消费’作家的幌子。”陈子善说,电影以萧红的爱情纠葛为切入点,这当然是可以的,但萧红的一生并非全都浪费在与几位男性的纠缠不清上,“这样描写离历史真实太远了,如果萧红忙着谈情说爱,她写不出这么多的好作品”。
电影前期宣传称“民国才女点燃六个男人的激情”,对此,陈子善颇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六个男人”中至少有一半是生拉硬拽进来的。除了萧红在颠沛流离的写作生涯中和作家萧军、端木蕻良之间的两段婚姻是确切的外,被未婚夫汪恩甲骗孕后抛弃的早年经历算不上爱情,在病榻前与照料她的青年作家骆宾基结下生死情缘的戏码有夸张之嫌。“骆宾基为萧红写《萧红小传》,批评端木蕻良在日军进侵香港之际抛下医院里的萧红不管,这并不能作为骆宾基爱上萧红的凭证。”陈子善说。这正如骆宾基的儿子张书泰近日对媒体指出的那样,“我父亲照顾孤苦伶仃的萧红时,完全是一种心态耿直的朋友之谊,其中也含有弟弟心疼姐姐的质朴情愫,而不是电影里塑造成的朦胧浪漫的世俗‘姐弟恋’;我父亲与端木之间的公开翻脸不是因为争夺萧红的情感归属,而是因为我父亲认为端木蕻良作为一个男人在最关键的时刻没有承担起责任、不仗义地抛弃了萧红。”关于这些,骆宾基在修订版的《萧红小传》中早已详细说明。
“有些细节一旦杜撰就过了底线”
六个中还有一个竟然是鲁迅先生。萧红来上海后,与鲁迅先生发展成为精神知己的师徒友谊在影片中也被异化了。影片中,鲁迅为萧红的《生死场》写序,萧红来表达感谢,鲁迅竟反问“怎么谢”。
“这句台词根本不可能是鲁迅先生说出来的,不知道从哪儿东编西凑过来的。有些细节是不可杜撰的,一杜撰就过了底线。”陈子善说,鲁迅先生过世后,萧红写的《回忆鲁迅先生》是最好的纪念文章之一,但因此就说萧红与鲁迅之间有情感瓜葛则是对两位逝者的不敬。萧红研究会副会长章海宁昨天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与之对应的这一段史实是:鲁迅大加赞赏萧红的《生死场》并为之作序,这篇序稿是通过胡风捎给萧红的,而萧红又写信请求鲁迅为她题一个签名——两人并未就此见面。章海宁不满地表示:“电影为了情节的需要,让萧红面见鲁迅,虚构对话,对话的立意却非常无聊。”
陈子善告诉记者,最让他受不了的是电影中萧红、萧军与端木三人同床和衣而眠的画面。“电影宣传说这段暧昧的三人戏拍得很文艺很唯美,我恰恰觉得暗示给观众的遐想空间比‘脱’和‘露’更可怕。”
章海宁告诉记者,片中三人同眠的情形,如果要追查细节,“确有出处”,但他认为这并不适合在电影中表现,“画面中所展示和暗示的,并不是当时的实际情况。现在的人对女作家的情感本来就充满了好奇和想象,你这么一拍,更落实了八卦。”
“最大失败是把萧红拍得可怜而不可敬”
一个名为“泉青侯”的网友这样评价电影《萧红》:“萧红的孤独、坚韧、任性、痛苦、精神苦难、人性关怀、社会反抗丝毫未见,这个电影看到的是情欲、抛弃,破碎的故事,恶心的腔调,虚构的编造,简直亵渎。”另一个网友“灰狼”说:“霍建起所了解的萧红的故事,就是‘革命时代的情欲’或者‘被男人遗弃的才女的一生’。”
陈子善告诉记者,萧红的情感经历在学界早已不是新闻,遗憾的是电影只是去放大这些关系。“萧红的爱情确实不幸,但你看她的作品对此表现得是十分节制的,换了另一位作家就可能拿这些经历来大写特写。萧红为什么没这么做?她的创作为什么能建立在反映更广大的人生这个目标上?她过世前说很不甘心,还有半部《红楼》没写完……这些才值得我们今天来讨论。”
章海宁对记者说,正是因为没有从文学上读懂萧红的价值和意义,所以这部电影最大的失败在于“消费”她的情感经历,把萧红拍得很可怜而不可敬。“事实上萧红不是用来让人同情的,而是应该让人尊敬的。”茅盾先生曾在为萧红《呼兰河传》作的序中形容这部小说“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于它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章海宁认为,萧红的创作手法和创作理论超越了当时文学狭隘的一面,她的作品中人性的角度、人道的情怀在当时称得上前卫,在今天看来也不失其光华。“萧红的小说形成难以模仿的文体,你读她的作品能感觉到一种气场,全篇找不到一点格言警句式的东西,但你就是被笼罩在她的氛围中出不来,只有具有很大情怀的作家才能使读者受到这样一种感染。”
陈子善说,名人传记影视剧尤其要警惕滑向失实和失范的深渊,因为一旦对公众造成了第一印象,花再多力气也纠正不过来。比如,因为前些年的某部电视剧,到今天还有很多人认为徐志摩是一位对女性很轻薄的文人。他认为这样的改编拍摄,这样的“触电”方式,对文化会有伤害。 本报首席记者 吴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