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舆论多元化对苏联晚期新闻思想的影响【3】

二、舆论多元化的本质

1917年11月10日，即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三天，列宁签署了新闻出版法令，封闭了一批鼓噪要推翻苏维埃政权的资产阶级报刊。西方资产阶级报刊和俄国资产阶级文人对此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辩驳中，列宁提出了影响深远的论断：“出版自由会加强世界资产阶级的力量。”

这一特定环境下提出的论断，在斯大林时期演变成了舆论必须一律。人民管理体制向党代表人民管理体制的转变，从舆论工具的管理机制上保护了这一做法。当时，苏联不仅在宣传口径上坚持舆论一律，而且全苏新闻事业的巨细事务，都由斯大林和苏共中央包办。[6]1948年，苏共中央曾为一份普通的《鳄鱼》杂志作出决议：更换主编，扩大杂志0.5个印张。

赫鲁晓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大力破除个人迷信和教条主义，鼎力促进舆论界的改革，借以推动苏联的民主建设。他提出了提高新闻工作者社会地位和加速舆论工具大众化的方针，批准塔斯社可以不经过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直接向世界发布新闻。赫鲁晓夫的女婿、《消息报》主编阿朱别伊，则促成了苏联新闻社的成立。塔斯社的独立和带有“民间”性质的苏联新闻社的出现，打破了通讯社必须由党中央直接管理的惯例。

舆论一律的观念重新占据主导地位是在勃列日涅夫时代。一个典型的事例是，1980年4月苏共中央和苏维埃最高主席团授予勃列日涅夫列宁奖金的消息，《真理报》《消息报》《莫斯科晚报》都在同一天的第一版使用了同一个主标题《始终不渝为和平而奋斗》，副标题和内容也完全相同。根据勃列日涅夫的舆论观，苏联权威教科书认为舆论系统“是社会政治报道活动的一种形式”，其功能是“用共产主义精神影响人们的意识和行为，形成人们的观点、志向和理想”[7]。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任后，尖锐地批评苏联社会发展停滞、面临危机，必须彻底改革。他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的理论，与理论界、新闻界多次探讨舆论工具在这一历史阶段的地位及作用。1987年1月苏共中央全会闭幕不久，中央就召开了全苏新闻工作者协会第六次代表大会。戈尔巴乔夫在会上要求苏联所有的舆论工具都应贯彻党的公开性和批评与自我批评原则，参与和促进改革。他要求舆论界与社会改革现实“对表”。戈尔巴乔夫明确提出：“为了加深社会主义民主和提高人民的政治素养，需要更充分地利用舆论工具。”“为了使整个社会参与讨论，广开言路是非常有益的；这也可以说是要使每一种报刊上都出现社会主义的多元化。”戈尔巴乔夫为这种舆论多元化的注释是，捍卫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公开讨论国家和社会的重大问题，扩大社会监督，以完善和保证党和政府决策的正确性。在这里，戈尔巴乔夫明确地将舆论界放在了国家和社会监督体系的位置。[8]

针对苏联过去片面强调社会主义“政治上、道义上一致”的传统观念，以及党内外不允许存在不同意见的实际做法，强调并推行舆论多元化。如果出发点是为了推进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加强党的领导地位，改善民生条件，可以说，这无可非议。

但是，戈尔巴乔夫则是片面强调舆论多元化，允许并鼓励各种资产阶级思潮、反马克思主义观点自由泛滥。确切地说，改革之初，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不可能去反对马克思主义，也没必要去鼓励各种资产阶级思潮。只是在极力推进经济改革的过程中，他发现苏共党内积弊如山，重重保守势力严重制约着经济改革措施的实行。所以，他急于求成，以社会存在不同利益群体为由，重用那些在思想、理论、舆论、文艺等领域主张自由的人或持不同政见者，大力提倡“意见多元论”“言论多样性”，夸大个人在社会变革大潮中的作用，推进各种思潮进行“百家争鸣”，主张实行“政治多元化”，进而怀疑坚持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是在搞“精神垄断”，以至于他最后提倡“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9]

如此看来，戈尔巴乔夫推崇舆论多元化的本质就是要取消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使党失去正确而统一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从而使苏共的性质发生根本变化，使资产阶级思想成为其指导思想的一元。只允许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观点、思想公开发表，而决不许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人进行反驳。[10]同时，推行舆论多元化的目的还在于让广大党员动摇对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对党的前途失去信心，使阵营最终溃散或者无疾而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