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与《童年的消逝》【2】

二、电视：“躲躲猫的世界”

媒介变迁与文明演进息息相关。在文字没有出现的时候，口头语言占统治地位。由于口头语言具有系统性和抽象性，因而运用口头语言比体态、手势、声音、表情要有效得多。但由于口头语言只能是面对面的传播，一旦超过声音能达到的距离，传播就无法进行。与此相关的，口头语言传播的范围非常有限，它依据人的声音大小和面对的人数多少而定，难以让更远更多的人接受。更重要的是口头语言具有在场性和即时性，信息不易保存，要将谈话的内容传播开来，必须借助记忆，但记忆又是有限的，有的情况下甚至是含混不清的。因此，口口相传的文化，相对而言，准确性差，可信度低。

文字出现之后，克服了口头语言的种种缺陷，它具有准确性、容易保存，可传播得更远、更久、更广。特别是印刷术发明之后，文字语言的威力更是不可估量。印刷术的出现，造就了报业与出版业的辉煌，这是人类文化的一次飞跃。但是，任何一种媒介文化都有它的长处与短处，印刷术也是如此。作者认为，“印刷术树立了个体的现代意识，却毁灭了中世纪的集体感和统一感；印刷术创造了散文，却把诗歌变成了一种奇异的表达形式；印刷术使现代科学成为可能，却把宗教变成了迷信；印刷术帮助了国家民族的成长，却把爱国主义变成了一种近乎致命的狭隘情感”[1]26。印刷术是一把双刃剑，它发展了文化，也伤害了文化。

自19世纪中叶，电报发明以后，人类文化又进入了电子传播阶段，照相机、电话、电影、广播、电视先后出现，人类不再局限于平面而抽象的文字。声音、图像传播迅速进入文化的主流，电子时代首先是对于时空的压缩，加快了传播的速度，其次是传播媒介立体化和多样化，两种优势相结合，使原来占主导地位的印刷文化退居边缘。但是按照作者的理解，电子世界又是一个“躲躲猫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突然进入你的视线，然后又很快消失。这是一个没有连续性、没有意义的世界，一个不要求我们、也不允许我们做任何事的世界，一个像孩子们玩的躲躲猫游戏那样完全独立闭塞的世界”[1]70。电子传播与文字传播是不同的，文字传播是静态的、思维的、线性的，而电子传播则是动态的、视听的、跳跃的，电子传播的媒介特性注定产生不同于以往文字时代的文化形态。

电视就是一个“躲躲猫的世界”，但却让人感到快乐。如果文字媒介是一个抽象的世界，人们进入这个世界，需要跨越文字的障碍，需要花费时间、精力、智力和财力，那么电视媒介则是一个形象世界，人们进入这个世界，不需要多高的文化水准，不识字的人完全可以看电视。文字时代是有门槛的，电视则没有任何门槛。文字时代是有深度和难度的，电视时代则没有深度和难度。正是电视让人容易接近的特性，使其获得了空前优越的地位和最广大的受众，电视在社会上的威力也就发挥出来了。“电视是新认识论的指挥中心。没有什么人会因为年幼而被禁止观看电视，没有什么人会因为贫穷而不得不舍弃电视，没有什么教育崇高得不受电视的影响。最重要的是，任何一个公众感兴趣的话题——政治、新闻、教育、宗教、科学和体育——都能在电视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电视的倾向影响着公众对于所有话题的理解。”[1]71

电视成了最重要的媒体之后，开始成为人们获取知识信息的重要渠道，不仅如此，也成了人们的教科书和人生指南。老百姓除了了解每天发生的新闻，吃什么饭、穿什么衣服、住什么房子、读什么书、看什么电影都要接受电视的指导和影响。与此同时，电视还在更深层次影响着我们的知识、思维和对世界的看法。“电视呈现出来的世界在我们眼里已经不再是奇怪的，而是自然的。……我们已经完全接受了电视对于真理、知识和现实的定义，无聊的东西在我们眼里充满了意义，语无伦次变得合情合理。”[1]72

与其他媒介相比，电视最大的特性是它的娱乐性。电视是流动的媒体，只需要用画面吸引人的注意力，不需要做深入的思考。电视的价值是看与被看，虽然在电视上也有声音和文字，但那些都是为图像服务的。电视要做的事情就是如何吸引人们的眼球，好看成了硬道理。人们喜欢看电视，电视也在控制着人，“就像印刷术曾经控制政治、宗教、商业、教育、法律和其他重要社会事务的运行方式一样，现在电视决定着一切。在法庭、教室、手术室、会议室和教堂里，甚至在飞机上，人们不再彼此交谈，不再交流思想，而是交流图像。他们争论问题不是靠观点取胜，他们靠的是中看的外表、名人效应和电视广告”[1]81。

作者要强调的是，问题不在于电视为我们展示具有娱乐性的内容，而在于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