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与《童年的消逝》

【摘要】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与《童年的消逝》从媒介生态学和媒介文化学的角度，以媒介即隐喻和媒介即认识论为基础，深入分析了媒介娱乐化的现象，并对媒介社会化造成的人的“异化”表示深深的忧虑。他指出：当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人可能就变成娱乐至死的物种。当成人秘密和暴力进入儿童视野，电视的新闻与广告定位在10岁儿童的智力水平，儿童的成人化与成人的儿童化就势在必然。

【关键词】媒介即隐喻；媒介即认识论；电视娱乐化；童年的消逝

尔?波兹曼（Neil Postman，1931-2003）是当今世界著名的媒介文化研究学者，他在纽约大学任教期间首创了媒体生态学专业。波兹曼出版过18部书，并为各大报刊写过200多篇文章。其中《娱乐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和《童年的消逝》（The Disappearance of Childhood）[1]两本书影响最大。本文试就这两本书对尼尔?波兹曼的媒介文化观作以梳理、分析和评价。

一、媒介、隐喻、认识论

任何有价值的研究都不是学者自己的凭空想象，它一定是对时代必须回答的问题有感而发。波兹曼的研究为什么会受人关注，就是因为他的研究没有停留在学术的象牙塔里，而是就正在发生的文化问题做出了回应和思考。

（一）研究的源起

在《娱乐至死》中他从两本书引出了他的电视文化研究。美国作家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1894-1963）在1932年发表的科幻小说《美丽新世界》，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在1949年所著的长篇小说《一九八四年》分别对人类的未来做了预言。奥威尔警告人们将会受到外来压迫的奴役，失去自由，我们的文化会变成一种受制文化。而赫胥黎则认为，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在《一九八四年》中，人们受制于痛苦，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1]4

作者认为娱乐是我们所爱的东西，过度的娱乐将会毁掉我们的身体与心灵。电视的娱乐化使赫胥黎的预言正在变为现实。

（二）研究的理论前提

1.媒介即隐喻。什么是媒介？广义的媒介就是两者之间的中间物即media，它是双方发生关系的人或物，起到一种联系、促进、沟通、转化的作用。狭义的媒介主要指传播意义上的媒介，即文字、声音、图像，早期的传播媒介基本上都是以单一的方式呈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媒介向着融合化方向发展，比如电视、电影、网络，它们是一种综合媒介而不是单一性媒介。

什么是隐喻？从语言学意义上，隐喻是一种修辞手法，是相对于明喻而言的，但在传播意义上隐喻更是一种象征，是在彼类事物的暗示之下感知、体验、想象、理解、谈论此类事物的心理行为、语言行为和文化行为。在《娱乐至死》中，作者认为“隐喻是一种通过把某一事物和其他事物作比较来揭示该事物实质的方法。通过这种强大的暗示力，我们脑中也形成了这样一个概念，那就是要理解一个事物必须引入另一个事物”[1]14。

在《娱乐至死》中，作者对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介即信息”作了修正，他认为媒介不仅仅是“信息”而是“隐喻”。如果从科学的角度来理解，“媒介即信息”完全正确，但如果从人文的角度理解则含混不清。波兹曼认为：“信息是关于这个世界的明确具体的说明，但是我们的媒介，包括那些使会话得以实现的符号，却没有这个功能。它们更像是一种隐喻，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不管我们是通过言语还是印刷的文字或是电视摄影机来感受这个世界，这种媒介——隐喻的关系为我们将这个世界进行着分类、排序、构建、放大、缩小、着色，并且证明一切存在的理由。”[1]11

如果说媒介是无生命、无立场、无偏向，是中性的，而运用媒介的人则不是中性的，他是有生命、有立场、有偏向的。因此，媒介在传递信息的过程中，并不是没有选择的，并不是仅仅让人们知道，在很大程度上它还传达了传播者的态度、思想、观点、倾向，通过传递的信息来影响人、说服人、改变人。但“媒介的独特之处在于，虽然它指导着我们看待和了解事物的方式，但它的这种介入却往往不为人所注意”[1]11。这一点，波兹曼讲得很好，媒介影响世界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旗帜鲜明的，而往往是在人们不知不觉中用自己的话语方式改变了人、改变了世界。正如中国诗人杜甫所说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在当今媒介化的社会中，媒介正是通过这种“潜在”方式，通过无处不在的媒介事象与媒介话语，渲染一种有别于真实世界的环境，“同化”着人，“塑造”着人。

2.媒介即认识论。波兹曼所提出的“媒介即认识论”的命题，是指在媒介化的社会中，人们思想观念的形成已经不是来自客观的现实世界，而是来自人们周围的媒介世界。本来媒介世界只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它并不就是真实的客观世界。但身处媒介环境中的人则往往将媒介世界等同于客观世界，认为媒介世界给予他们的就是真实、真理。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的人生观、世界观、道德观、审美观均来自媒介的教导和同化。媒介自身也在有意或无意中影响着人们的意识和社会结构，影响着人们对于真善美的看法，左右着人们理解真理和定义真理的方法。关于媒介对人的影响，美国传媒学者格伯纳的“培养”理论认为，“大众传播通过象征性事物的选择、加工、记录和传达活动，向人们提供关于外部世界及其变化的信息，用以作为社会成员认识、判断、行为的基础”，从而形成维持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共识”[2]。英国著名传媒学者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译码”理论指出，传播活动是编码与解码的过程，是意义流通的过程，传播者通过自己的编码，“对人们施加影响，为人们提供娱乐，起到教导和说服作用，从而造成非常复杂的感性上、认识上、情感上和意识形态上及行为上的后果”[3]。

为了解释媒介是怎样于无形之中影响文化，作者举了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来自西部非洲的一个部落，这里没有书面文字，但人们丰富的口述传统促成了民法的诞生。然而在现代社会，人们有时也以口头语言作为证据，但人们更相信书面文字的真实性，尤其是法律条文的权威性。第二个例子是在大学里教授们更相信文字证据而不大相信口头证据，出版的文字被赋予的权威性与真实性远远超过口头语言。第三个例子来自苏格拉底的审判。虽然苏格拉底为自己作了辩护，但由于他不喜欢运用修辞，最终还是没有取得法官的信任，其原因是同时代的人相信修辞是“正确的观点”。作者用这三个例子想要说明的是，“对于真理的认识是同表达方式密切相联的。真理不能、也从来没有，毫无修饰地存在。它必须穿着某种合适的外衣出现，否则就可能得不到承认”[1]22。在这里，文字语言被置于口头语言之上，取得了统治地位。同时，影响着人们对于事物和真理的判断。这就是媒介即认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