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与《童年的消逝》【4】

四、成人儿童化与儿童成人化

波兹曼的《童年的消逝》的总体框架与思路与《娱乐至死》有不少相通之处，都是基于对电视娱乐文化的批判，不同的是，他在《童年的消逝》中揭示的是由电视所造成的成人与儿童的“异化”与错位，这就是“成人儿童化”和“儿童成人化”。作者要表达的基本观点是：“我们的电视信息环境正在让儿童‘消逝’，也可以表述为我们的电子信息环境正在使成年消逝。”[1]253

所谓“成人儿童化”，是指成人在身体和心智方面应该是成熟的，有思想和深度的。也就是说成人不仅是一个年龄概念，更重要的是一个文化概念。但是现代社会的成人却不像成人，虽然从年龄上已是成人，但其内在素质并没有达到成人的标准。他们不会思考，心智不成熟，单纯、幼稚、无忧无虑、封闭自守，没有政治意识、责任意识、自我意识、担当意识。他们依然生活在童话的世界里、游戏的世界里、肯德基和麦当劳的世界里。“成人的儿童化”依照作者的解释是：“一个在知识和情感能力上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的成年人，尤其在特征上跟儿童没有显著的区别。”[1]254

所谓“儿童的成人化”，是指儿童本身应该有美好的童年，天真、活泼、幻想、纯真，儿童正是因为这些特性为人们所喜爱。但是，现在我们很难看到这样的儿童。现在的儿童在电视的影响下过早地进入了成人世界。虽然年龄、身体还没有发育成熟，但心智却已成熟，在兴趣、语言、服装甚至性取向上的表现都与成人没有什么区别。秀兰?邓波儿曾被当作儿童的偶像，但是这种形象现在在电视上已经很难找到了。儿童的成人化，意味着童年的消逝，“当儿童有机会接触到从前密藏的成人化信息的果实的时候，他们已经被逐出儿童这个乐园”[1]252。

之所以会出现上述情况，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环境变了，特别是媒介环境变了。在过去的年代，儿童和成人的界限是非常明显的，儿童不可能过早进入成年，成年人也无法倒退到童年，儿童与成年人各自有自己的心灵世界。但是电视出现以后，打破了原有的文化分界。儿童和成人共同面对电视，接受电视的信息和教育，其心灵必然发生变化。所以，作者认为“在电视时代，人生有三个阶段：一端是婴儿期，另一端是老年期，中间我们可以称之为‘成人化的儿童期’”[1]254。电视作为媒介，将儿童与成人的世界融合在一起，成人变成了儿童，儿童则变成了成人。我们不能说这种融合完全是坏事，但可以肯定，它不完全是好事。因为电视让成年人没有了成年，让该子没有了童年，各自的“异化”，不仅打乱了人生的时序，更导致了文化的错乱。

造成“成人儿童化”和“儿童成人化”的主要原因在于电视。电视不是分众的，尽管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儿童频道，但只要一打开电视，所有的信息就会扑面而来，不管是儿童还是成年人，大家看到的东西都一样。电视也不是小众文化，它是地地道道的大众文化，既然要让大众都能接受，电视所传播的内容就不能太高深，而要通俗易懂，如果还想抓住人，就要学会讲故事，因为只有故事，大人小孩才能都听明白。于是，在电视的改造下，政治变成了故事，新闻是故事，商业和宗教也是故事，就连科学也变成了故事。电视更不是教科书，靠文字的学习日积月累，循序渐进，电视是跳动的、形象的、视觉的、转瞬即逝的，所以视觉形象永远是第一位的。作为电视来说，重要的是谁在播音而不是被播的内容。人们与其说是在看电视，还不如说是在看电视上的人。但是这种文化是有问题的，由于没有分众，儿童接受了不该接受的东西；由于是大众文化，电视又忽视了不同人群的文化需要；由于只能讲故事，就自然省略了讲道理；由于注重的是视觉效应，自然就阻断了逻辑思维。总之，由于电视文化是照顾大多数人的文化，是平均、齐一、混杂、平面、转瞬即逝的文化，自然就对个体的人、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儿童和成年人所体现的文化差异造成一种改写、改造、抹平，使其适应自己的文化范式，其结果不仅是文化的平庸与杂乱，更重要的是造成人的“异化”。人类为自己造出电视而庆幸，而电视反过来又主宰了人；人创造了电视，自以为是电视的主人，反过来电视又在教化人，使人成为电视的奴隶，这就是电视文化的“悖论”。

哲学家雅斯贝尔士说：“应该把技术视为既可以成为大幸，又可以成为不幸的东西……我们的使命在于自觉地把握技术。”[4]对于电视文化的“悖论”，作为传播者、接受者和研究者都应该有这样的文化自觉。

结 语

细读《娱乐至死》与《童年的消逝》这两本书不难发现，波兹曼对于电视娱乐化的问题总是持忧虑态度，他担心的不是奥威尔的问题——文化成为监狱；他担心的是赫胥黎的问题——文化失去控制。针对电视娱乐化的狂潮，波兹曼质问：“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事务，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1]133因此，他认为，应该对电视的娱乐化作出反思，应该对电视的娱乐化有所回应。虽然他在书中提出的一些应对措施（制作一些教人怎么看电视的节目和在学校开设媒介教育课）不一定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至少能够启发人们进一步思考。

总体而言，波兹曼的电视娱乐化研究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尽管他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对电视媒介的正面作用肯定得较少，对造成电视娱乐化的深层原因揭示得不够，对应对泛娱乐化的办法思考得还不成熟，但对中国的传媒研究来说则有如下启示之处：第一，媒介研究的人文立场。作者在研究电视的过程中，不是科学功能主义研究，而是媒介文化研究。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作者所坚守的人文立场。在培根、歌德和杰弗逊这些前辈的精神激励下，作者关注的不仅仅是电视媒介本身，还有由电视媒介本身所造成的对于人的影响和社会的影响。第二，媒介研究的忧患情怀。媒介研究不是为媒介的丰功伟绩唱赞歌，而是及时发现媒介发展过程中的文化误区。作者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从电视娱乐化本身看到了媒介对人造成的“异化”现象，并对媒介化社会表示深深的忧虑，表现出作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第三，媒介研究的批判态度。作者在研究的过程中没有人云亦云，而是有着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比如对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的观点就提出了自己的理解。特别是作者对媒介娱乐化造成的人的退化和异化总体是持批评和批判态度的，这一点在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研究流行的美国，非常难得。第四，媒介研究的科学方法。作者在研究过程中采取了历时性和共时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一方面从媒介演变的角度对历史上出现的每一种媒介的特性和历史作用进行了认真考察，另一方面又对同一时空中不同媒介的传播效果和社会反应做了认真比较。作者的研究既有现象描述，又有本质揭示，其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和现象归纳、逻辑思辨的能力充分体现出来。这些优点，值得国内传播学界认真学习和借鉴。（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参考文献：

[1]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 童年的消逝[M].章艳，吴燕莛，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226.

[3]张国良.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426.

[4]中国科学院哲学所西方哲学史组编.存在主义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