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媒体对城市景观的塑造与想象【4】

唤醒怀旧的城市集体记忆

我们可以将城市视为一种文化表现的文本，在这个文本中，人们依靠建筑、城市景观构成的视觉信息来解读城市及其历史。对于城市市民和公众而言，其对于城市历史文脉的认可和言说、想象，是塑造和增强城市认同的有力手段［8］。广州的西关大屋与骑楼、上海的石库门和外滩、北京的胡同等富有特色的建筑和景观往往成为凝聚市民情感的地方。可以说，“地点形成个人的身份认同感以及社团（社区）归属感，为人与人之间的紧密联系奠定了基础。换句话说，地点是人们生活和工作的特定场所，是人们可能形成亲密持久关系的场所”［9］。老建筑、老街区等“怀旧景观”是塑造城市的文化植根性和居民对于城市情感维系的重要纽带。因此地方媒体通过对记录城市历史痕迹的老建筑的集中报道，力图挖掘和唤醒人们对城市的集体记忆。

2011年6月6日，《长株潭报》开辟《株洲记忆》专栏，从1953年建设南路28号的人民电影院，人们“1毛5分钱买一张电影票的幸福”，到沿江中路一个不起眼的地洞里，诞生株洲第一部电视剧，再到20世纪80年代时，株洲市民守着广播听株洲人民广播电台的《商战风云》，以更微观的角度“沿着城市的掌纹”，叙写这个由火车拉来的城市一代又一代人的城市记忆。此外，该报还开辟了《株洲地名故事》专栏，“循着小巷的墙根，探寻留在街巷的每个角落，窗格的护栏，楼梯的扶手上的，关于这座城市的光痕与记忆”，对株洲的大街小巷、古旧社区等传奇故事和现世变迁进行了挖掘和报道。探究地名的来龙去脉，就是探究地方的历史，挖掘它的文化内涵。

从2012年3月17日开始，《株洲晚报》开辟了《走读株洲?小镇传奇》专栏，在“开栏的话”中写道：“在1126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每一段历史都值得追忆，每一处传奇都值得书写。”如《秩堂：多少风流因你之名》报道了秩堂的家祠众多，不仅成为独特的地方风景，也成为家族的心灵圣地，“地方上的管理，除了政府所构建的行政体系外，还有一套看不见的家法族规”，“每每有远走天涯的游子归来，第一件事便是由长辈带领来到祠堂向祖宗报告平安”。由此可见，一个地方的景观不仅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人们的经济价值，而且反映在整个历史过程中形成文化景观的那些精神价值、伦理价值和美学价值等。［10］媒体的报道通过着力拓延地理的人事关联及文化，有助于增强民众对于地方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美国学者张英进说，怀旧并不是对过去记忆的重现，而是人们积极主动地建构一个与现实相对照的宁静、稳定、永恒的世界。怀旧的盛行恰恰说明了对现实的不满，“过去”的美好反衬了“现在”的混乱，用“过去”拯救失去灵魂的现代人，成为抵抗充满焦虑的现代社会的一剂良药。［11］

除了城市景观这些可视的地理要素外，地方媒体还将目光投注到民间曲艺、民间手工艺、民俗活动等遗失或即将消失的非物质文化上，这些都市民俗往往扎根于老建筑、老街巷中，与这些城市景观密不可分。如《株洲晚报》的《株洲那些渐行渐远的节庆习俗》，记录了流传至今的唱插话、开笔仪式、皮影戏等当地习俗，醴陵“开笔仪式”从“行业祈福盛事逐渐演变成风雅的新年聚会”，但“写‘福’字祈求新年如意”的愿望仍把人们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乡土民俗在成为当代传媒塑造城市形象、表征城市特色的重要资源的同时，也成为建构认同的重要手段。因为媒体通过对老建筑、老街巷及其相连的旧风俗和旧生活方式的追忆，让市民了解了城市，知道了自己的来源，从而建构起自己与城市的认同关系，这样就使得碎片化的当代城市人通过“传统”重新聚集。这种媒介强化出来的“集体怀旧”，超越了株洲市民在阶层、职业、年龄等方面的城市身份区隔，呈现的是一种城市集体记忆，在唤起读者普遍的情感共鸣中，建构了城市文化认同感。

地方媒体在建构城市文化认同时，也有可能受到城市文化资源不足的制约，这一点从相关报道持续一段时间后往往面临无米下锅的尴尬中可以看出。城市文化资源既包括城市的历史文化及其代表人物、城市发展变迁过程、功能地位等，也包括当今市民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的独特性等。地方媒体所在的区域，其城市景观和符号、集体记忆、传统习俗与文化底蕴等是由其历史发展条件决定的，这也在客观上制约了地方媒体挖掘和重塑城市文化认同的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