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公众舆论对景观变迁的影响力
“谁的文化,谁的城市?”这是美国城市文化研究学者莎朗·祖金在《城市的文化》一书开篇尖锐指出的问题。城市的历史,是一个不断竞争的历史,城市空间不断被争夺、占有、书写和涂改,对城市空间的占有和控制,往往是社会权力的最直接映射。[12]
在各地兴起的地标建设热潮中,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为政府行为,一类为商业行为。政府兴建的地标建筑多动用政府财政,这就需要严格按照程序并广泛听取公众意见,建筑决定权、投资金额、建筑造型等都应由当地民众参与决策。近年来,株洲媒体通过设置城市标志性景观设计、公路交通线路规划等公共性议题和栏目,鼓励市民开展公共讨论,发起对城市地理景观的媒介批评与公民维权行动,发挥了公众舆论对地理景观的影响作用。
湘江风光带是株洲的标志性景观,2012年2月1日,《株洲晚报》以《湘江画卷,邀您添彩》为题,详细报道了湘江风光带东岸初步规划方案,并向市民征求对方案的意见和建议。第二天该报做了题为《河东风光带要建,不少市民出主意》的封面报道,发表了市民提出的能不能设一个夜猫子场所、可不可以搞个老物件一条街、风光带四桥能否装电源等建议。2月2日,《长株潭报》也整版刊发了对处于湘江风光带规划范围内的老烟囱的报道:“240米高的烟囱以后不冒烟也应保留,给和株洲一起成长的人留个念想。”高低林立的烟囱曾是老工业城株洲的一个城市标志,但如今烟囱大多被炸掉,风光带上这个老烟囱勾起了株洲老市民的怀旧情怀。此后,该报继续跟进,又刊发了老烟囱被保留后,市民纷纷提建议如何对其再利用的报道。
2013年5月,株洲市规划局公示,地处湘江风光带的神农公园西北角将建4栋百米高楼,引起舆论广泛关注。5月31日,《三湘都市报》以《4栋高楼蚕食城市“绿心”?株洲地产项目遭抵制》为题,广泛征集市民对该房地产项目的意见,表达了市民维护自身权益的意愿。
在城市地理范围内,对于城市整体形象和各种具体的城市地理要素的信息接触者主要有公众、城市媒介、开发商和政府,城市媒介居于中介的地位,不仅能与城市内各方密切互动,而且还可以对外地媒介和外地受众产生影响,地方媒体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影响了一些改变地理景观的建设项目的命运。[13]
《株洲晚报》对白石港变迁的跟踪报道就是一个例子。2012年7月10日,《株洲晚报》刊出报道《白石港河街的夏天 或许只剩这一季》,以怀旧笔调展现了即将面临拆迁的老街上人们闲适惬意的生活图景。报道在民众中引起反响,7月20日老市民毛健明给株州市委副书记阳卫国寄了一封信,建议尽量保留这条株洲老街。7月25日,阳卫国回信并要求市规划局对老街进行保护性修复。在这一事件的发展过程中,《株洲晚报》持续跟进,与市民、政府三方形成良性互动,改变了老街的命运。
在国内,房地产开发、城市建设等往往要征地拆迁,牵涉到资本、权力等各方利益的纠葛,很多社会冲突因此被媒体屏蔽和遮掩,弱势群体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传统媒体的公共功能缺失和弱化。而随着我国民众的主体性和参与性的增强,人们自由表达意见、讨论公共话题、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不断增强。新媒体恰好满足了公民社会的这一需求。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根本挑战,不是海量、迅速、便捷和广泛,而是媒体的公共功能,因此,“重塑传统媒体的公共功能,不仅是传统媒体的自救之策,同时也是重塑媒体公信力的明智之举”[14]。
另外,强化和建构城市归属感,实际上是对一个城市认知与认同形成的过程。因此,在地方媒体着力形塑和建构城市文化认同的传播过程中,处于权利话语体系中心位置的政府,也应该从新闻价值、社会效益等多方着手,争取媒体的认同,实现权力话语场、媒体话语场以及民间话语场的统一与共振。
结语
城市景观是城市文化的精髓与象征,不同的城市面貌、街道景观,是我们区别和认识不同城市文化最直接的途径,也被看作地方精神的载体。城市景观可以作为文化的容器,它承载、凝固的并不仅仅是建筑师的风格,还是不同时代的社会、历史、民族、地域、政治文化的综合。地方性报刊正在通过运用文字和图片等各种符号对地理景观加以塑造和想象,在我们头脑中建构起城市图景。可以说,“城市媒介在地理要素的信息传播、形象展示、历史记录以及唤起集体记忆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3],它通过不断参与塑造着城市景观的文化和精神内涵,建立起自我、集体与城市景观之间的联系,使城市景观不仅成为漂亮的物质实体,更成为人们心中依恋的精神家园。
[本文为湖南省教育厅2012年优秀青年项目(12B020)、湖南省2013年大学生研究性学习与创新性计划项目(291)的成果]
(邓庄为衡阳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系副教授,传播学博士;江珍珍为衡阳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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