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子論文]《八路軍軍政雜志》補白對“論持久戰”思想的傳播

摘 要：《八路軍軍政雜志》是抗戰時期八路軍總政治部在延安創辦的一份軍隊政治刊物，在雜志的補白設置中，雜志遵循了毛澤東主席“論持久戰”的思想並將其作為框架進行編排，同時還使用了一些傳播學的技巧，從而取得了良好的傳播效果。不僅僅將雜志空白版面“變廢為寶”，更貫徹了雜志社的立場，鼓舞了全國軍民抗日的信心。

關鍵詞：補白，八路軍軍政雜志，論持久戰

補白是為了克服文章排版后留下的版面空白而填充的短文，多則幾百字，少則數十字。許多編輯與學者都認為，補白的使用不僅僅有利於提高刊物的信息量，也可以使版面設計易於閱讀。更為重要的是，通過編輯工作人員的勞動，好的補白還可以起到“升華作者的思想，深化文章的文化內涵”作用。歸根到底，設不設置補白是一個意識問題，“如果一種期刊的編輯人員有補白的意識，那麼即使版面的空白很小，也會設上補白﹔反之，即使有很大空白版面，也會任其空白。”[1]

談到補白的使用藝術，就不得不提及我黨創辦的一些早期刊物。當時由於敵人的封鎖，紙張、油墨等物資都相對短缺，版面的充分利用就顯得十分重要。因此翻閱一些抗日戰爭時期的油印、石印刊物，它們對補白的使用早已爐火純青，其中以《八路軍軍政雜志》為最。《八路軍軍政雜志》是八路軍總政治部1939年1月在延安創辦的一份刊物，由毛澤東、王稼祥、蕭勁光、蕭向榮、郭化若任編委，至1942年3月停刊共發行39期。毛澤東主席在雜志《發刊詞》中曾寫道“當抗日戰爭向著新階段發展的時候，八路軍同人出版這個《軍政雜志》，其意義是明顯的：為了提高八路軍的抗戰力量，同時也為了供給抗戰友軍與抗戰人民關於八路軍抗戰經驗的參考材料” [2]，並為雜志題詞“停止敵人的進攻，准備我們的反攻”。

在《八路軍軍政雜志》總共發行的39期雜志中，經筆者初步統計，共發表各類補白265篇，充分利用了有限的雜志版面。這些補白主要可分為兩類，一類是作為編輯與讀者互動的窗口，發布雜志價格變動、勘誤更正等有關信息，刊發如抗大、西北青年救亡聯合會等根據地機關團體的啟事，刊登延安其他刊物書籍如《中國青年》、《前線畫報》、《陝甘寧邊區實錄》等的出版預告，同時還不時發布“代郵”、“代電”信息，幫助失去聯系的前線戰士親屬恢復通訊。另一類主要是對國內外時事新聞的簡短介紹，其中描述國內情況的有85條，介紹蘇聯國內情況的有39條，日本與日偽新聞的有31條，國際其他國家動態的37條，有助於雜志讀者了解國內外政治、軍事的實時動態。仔細研究這些補白不難發現，特別在涉及日本新聞的補白設置時，雜志遵循了“論持久戰”的思想並將其作為框架進行編排，同時還使用了一些傳播學的技巧，從而取得了良好的傳播效果。

本文以《八路軍軍政雜志》補白中的涉日新聞為研究對象，通過使用內容分析法得出其主要內容，從而深入挖掘這些補白的傳播框架及其對“論持久戰”思想傳播的貢獻，並簡要分析了雜志在補白使用中的一些技巧。

一、 反對投降主義，描述日本的殘暴統治與狼子野心

盧溝橋事變后，日軍開始進行“不求擴大”的宣傳，並積極拉攏國民黨內的親日派將領，投降主義的言辭一時間充斥於國內政界、媒體。毛澤東主席在《論持久戰》中指出“他們的所謂‘不求擴大’的宣傳，不過是掩護其進攻的煙幕彈。”“日本的大陸政策已經確定了，那些以為同日本妥協，再犧牲一些中國的領土主權就能夠停止日本進攻的人們，他們的想法只是一種幻想。” [3]

因此，雜志的補白中主要摘錄了反對投降主義思潮的新聞。一是揭露日本侵華的真正目的，就是“永佔我土”、“滅亡我國”。雜志先后寫了5篇相關補白，如1939年12月發表在89頁題為《敵寇滅亡我國的毒計》補白中，雜志摘錄了日本聯席會議關於“淪陷區域華人大企業全部沒收，小企業實行合並﹔開發資源，供給在華陸軍需要，及統制軍需原料”等十二條決議。隨后雜志又發表《敵國永佔我土 大量移民來華》、《敵寇在侵華戰爭中議會通過的軍費》、《日寇預算超過百億元》3篇補白，通過軍費開支與移民來華的數字指出日寇實際之目的。在另一篇補白，1942年2月刊54頁下方《敵寇在侵華戰爭中議會通過的軍費》一文中，通過記錄日本71屆-79屆臨時議會通過的軍費總數的變化（如1937年7月日本軍費為5億日元，1937年9月修改為22.2億日元，1938年增長為48.5億日元，1941年增長為58.8億日元，1942年翻番，軍費達到180億日元），這些數據強調了日本的軍事擴張並沒有縮減，相反擴張強度大幅增加。此外，編輯又在1940年6月刊65頁的補白《日本為什麼覬覦荷屬東印度》中，舉了東印度（即今印度尼西亞一帶）遭受日本入侵的例子，指明了日軍入侵異國，進行擴張的狼子野心。二是描述日軍的殘暴統治，當時八路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兼雜志主編蕭向榮發現，在遠離敵人的廣大后方，“群眾中的太平觀念比較濃厚”，“民主失敗主義與投降主義的論調”更為普遍，“因此，我們的宣傳工作的重心便放在暴露敵人的獸行”之上[4]，所以雜志陸續插入了《魔鬼通知下的南京——四十八萬人被毒化》、《日軍壓榨下的朝鮮民眾》、《日寇統治下的東北同胞》等補白，列舉大量的實際事例，以強化群眾對日寇的反戰意識，達到動員后方的目的。

二、 樹立抗戰信心，報道日本的資源消耗與厭戰情緒

隨著抗戰初期正面戰場的節節敗退，“亡國論”者則叫囂“抗戰必亡，再戰必亡”，鼓吹日軍與國軍在武器裝備上的差距。毛澤東主席在《論持久戰》中則駁斥了“亡國論”，提出了“日本是小國，地小、物少、人少、兵少，中國是大國，地大、物博、人多、兵多”的觀點，認為“日本的軍力、財力大量地消耗於中國的游擊戰爭，國內人心更加不滿，士氣更加頹靡”，因此最后的勝利必將屬於中國。但毛澤東主席也指出“還須提出其他的根據，才能把一切亡國論者的口封住，使他們心服，而使一切從事宣傳工作的人們得到充足的論據去說服還不明白和還不堅定的人們，鞏固其抗戰的信心。”[5]

《八路軍軍政雜志》則收集了有關的論據並通過補白向讀者傳播“論持久戰”的觀點。首先，雜志陸續刊登了6篇補白，以表明日軍在華戰爭屢屢受挫，如1939年9月期第60頁下方刊登的補白《杉山的哀鳴》中，記錄日本“華北派遣軍司令官”杉山元在太原召集各部長官的訓話“此次歷經各地，詳細視察我軍（指敵軍），他姑不論，僅山西一隅，死傷人數已達十萬以上，此外疾病、逃亡、潰散者尚不計算在內，致使本年作戰實力，大為減弱。尤以中條山太行山各次戰役，全軍士氣幾陷於不能久持之困境。如潞安（長治）失守之際，主要將領多員殞命，遭受前所未有之創傷。”此外，雜志還發表了《敵戰術家阿部中將被我八路軍擊斃》、《敵軍末路到來的征兆》、《侵華四年寇敵龐大傷亡》、《日本船艦損失》等補白，通過敵軍傷亡數字（如抗戰四年來，“敵寇損失數字，計傷亡1994269人，被俘24082人﹔空軍方面，計被我擊落炸毀與被迫降落之敵機，共為2054架”）以鼓舞軍民士氣，振奮人心。其次，雜志還重點宣傳了日本國內民眾與日軍士兵的反戰情緒，並在補白中陸續刊登了《敵軍反戰士兵向我投誠》、《華北敵軍近來反戰厭戰事件一》、《華北敵軍近來反戰厭戰事件二》、《敵國人民反戰愈烈》、《敵國內反戰空氣濃厚，知識分子五十五人入獄》等補白，其中，《華北敵軍近來反戰厭戰事件》等補白列舉了一系列日軍反戰投誠的事例，如“淶源敵工兵教育班長中山君一名，陽曲敵軍島田稚朗一名，及其附近某據點騎兵一名，均因反對戰爭及感受我優待敵軍政策，攜帶槍支向我投誠”。這些事實既鼓舞了抗戰民眾之信心，也配合了我軍對敵軍偽軍的俘虜政策的宣傳。

同時，雜志還列出眾多數據，支撐毛澤東主席《論持久戰》“日本國度比較地小，其人力、軍力、財力、物力均感缺乏，經不起長期的戰爭”的論斷。在日本人力上，雜志刊登補白《戰時的日本人口》，表明“（日本）人口的自然增加數，去年一年較以前各年，約減少三十余萬人，這已經成為日本軍閥的一件極苦惱的事”。在日本物力上，雜志1940年第1期113頁左側刊登的補白《戰爭中日本糧食嚴重恐慌》揭露了“日寇自侵華戰爭開始以來，米的產量逐年減少，計1936年6.73千萬石，1937年6.63千萬石，1938年6.41千萬石，1939年因旱災更減少到5.86千萬石。日本國內需米為8千萬石，本年度不足米量為2.2千萬石，等於總消費量的四分之一”，這充分証明了日本國內物力之匱乏。在日本財力方面，雜志亦摘錄了《兩年來敵人國庫的收支情況》、《敵國經濟入不敷出》等文，並指出1939年，日本財政收入483663萬元，實際支出948764萬元，“出入不敷，相差甚巨”，並直接導致了“敵閣殘酷榨取無孔不入，又擬發行公債六億余元”。上述的証據不但驗証了毛澤東主席1938年5月所作出的“第一階段中，敵人方面……幾十萬人的傷亡，武器和彈藥的消耗，士氣的頹靡，國內人心的不滿，貿易的縮減，一百億日元以上的支出，國際輿論的責備等等方面”的假設，同時雜志編輯的這些努力“將（客觀事實）的面貌鮮明地擺在人們之前，使人們看出（抗日戰爭）整個的趨勢和前途”，讓讀者均感到“最后勝利是中國的”，從而樹立起堅決抗戰之決心，共同度過戰略相持階段最困難的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