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3.潛在敘事邏輯的作用力
在每一個新聞文本的敘事過程中，都存在著內在的邏輯結構，即敘事邏輯。所謂敘事邏輯，指的是組合敘事要素的方式和規律。在敘事文本中，它主要通過敘事結構或敘事方式體現出來。不同的敘事結構和敘事方式可以形成不同的敘事效果，起到深化或拓展敘事內容的作用。新聞文本正是遵循一定的邏輯而展開並安排敘事，可以說文本最終的呈現直接反應出對其背后的邏輯。
從“X二代”犯罪新聞事件的再現中可見，媒介邏輯的起點在於對具有所謂新聞價值的事件的關注和選擇。一系列熱點的“X二代”犯罪新聞事件包含的非正常性、沖突性、顯著性等特質，首先契合了媒介的新聞選擇標准，獲得了敘事邏輯的認可。敘事的展開需要邏輯的支撐，邏輯指導著文本該凸顯哪些要素，該強化哪些對立與沖突。二元對立是新聞文本敘事中慣用的邏輯，在 “X二代”犯罪新聞的呈現中也不例外，這裡“X”指代富與官，即通俗意義上的有權有勢，這兩個鮮明的字眼先在地引出了以下二元對立，即窮與富的對立，平民與官員階層的對立，就是強勢群體與弱勢群體的對立。這樣的對立關系為新聞文本產生了這樣的敘事邏輯：因為一方是“富二代”是“官二代”，處於強勢地位，最后的處置必然會有失公正，事件中弱勢的一方會遭遇不公。這樣就將兩類群體的對立文本化並且凸顯這類對立的趨勢明顯。可以看出，在如此的邏輯鏈中，支使者起了關鍵的作用。更進一步地，兩者形成了一種循環往復的關系，因為支使者的存在，如此邏輯鏈似乎具有了現實存在的依據與可能，矛盾強化的可能得以實現﹔又因為該邏輯鏈的作用，支使者的角色得到了進一步的彰顯，並且最終隨著文本敘事的深入而能夠實現角色功能的轉向。
（二）轉向的手段
1.象征符號化
為了迎合微博時代事件傳播的需要，追求與凸顯符號化、概念化、象征化、沖突化、片斷化也成為新聞文本的敘事取向，在“X二代”犯罪文本敘事中也不例外。通過對媒體中所呈現的“X二代”犯罪新聞文本的分析，可發現敘事者通過將涉事“二代”概括為“狂妄、冷漠”，並極力通過對此類行為與細節的凸顯為“官二代”“富二代”貼上了“狂妄、冷漠、驕橫”等標簽，使其群體初步完成了符號化與類型化。在杭州飆車案發生的第二天，杭州當地的一家媒體在以兩個版的篇幅報道車禍，發表一張佔了近半個版的大圖，圖片中，肇事司機的年輕朋友們在事故現場叼著煙、互相勾肩搭背，表情輕鬆而漠然。諸如這樣的操作手段讓所謂的“冷血”的富二代標簽有了形成的可能。
在初步描摹出涉事者“官”“富”的背景后，文本繼續通過對其家庭背景的挖掘與渲染，將“X二代”符號化為“不公正、不公平、特權階級”的象征，即造成了一種一旦涉及到“X二代”，事情的解決定會有失公允的社會不安全感與恐慌。這樣鮮明的象征符號化在“X二代”犯罪新聞的文本中，不斷通過暗示，強調家庭背景與事情的發生存在著某種必然的聯系，暗示家庭背景在整個敘事圖景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為功能的轉向渲染了氣氛。
2聚焦過度化
在一般的敘事文本中，對人物家境的關注通常作為補充性、背景性的資料，指向性比較弱。但進入到一系列的“X二代”犯罪新聞的文本敘事中，一旦一方的當事人，主要是過錯方的家境優越，地位顯赫，而受害方家境普通，兩相對比之下，差異明顯。那麼，作為“支使者”角色的“X二代”的家庭背景即會從后台走到被聚焦的前台，並且隨著敘事的推進，被聚焦的程度呈現逐漸縱深化的趨勢，最后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會過度。
在事發之初，文本敘事通過高度概括性的語言來聚焦支使者，這一點在媒介文本的宏觀結構中即得到標明，如一些事件在新聞標題裡運用“官二代”這樣概述性的話語代替事件的主角出場，如《“官二代”河北大學內撞兩女生一死一傷 叫囂“我爸是李剛”》《杭州飆車案：富二代與奮斗男的血腥遭遇》《合肥少女遭官二代毀容 高干父母蠻橫拒付醫藥費》等。這些操作手法為聚焦定下了基調，對支使者角色聚焦地不斷深入便開始了。在重慶華龍網對“我爸是李剛”案報道文本的解讀中，可以發現文本從側面對支使者角色進行了聚焦於放大：盡管當地警方表示要“嚴格依法懲處”，但后處理過程中卻遇到了一系列難題——車禍發生伊始，便有“自稱學校老師的男子”下意識地阻攔現場學生接受媒體採訪，緊接著是“到處刪帖，平息言論”，大量現場目擊學生被校方找去談話，被警告不允許向媒體講述現場情況……通過這一系列的描述，文本最后的評論指向為：“我爸是李剛”絕非浪得虛名，暗示出官二代的家庭背景作用巨大，能威嚇大家“集體沉默”。以一方家庭條件為落腳點開展敘事，雖看似聚焦隱蔽，實則指向明顯。
3.情境創設化
文本中“支使者”角色——家庭背景本作為事件發生的一個背景信息並不能與核心的新聞事件產生直接的勾連，敘事文本擴展了角色功能的外延——為新聞事件創設出了相關的情境。情境直接指向事情的解決、當事人的處置將與其家庭背景存在聯系，即是某種支使者角色有足夠大的力量能來左右事情的走向，甚至能起到直接的決定作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樣通過創設情境來夸大支使者角色的功能與作用有意建構的痕跡明顯，這一點可從后期在對此類新聞文本進行勘正與辨析的過程中看出。如在藥家鑫案中事后被証偽，但在當時引發輿論高潮的文本：“藥家在市區內居然有四處房產，藥家鑫買5000塊的手機，開14萬私家車，藥家資產超出藥父母收入水平數倍。”通過渲染藥家家境的富裕，以及藥父的職業背景，刻意創設出藥家家境特殊的情境，並有意拋出如下問題：“為什麼藥家鑫父母至今不見受害者？為什麼推遲開庭？”“是什麼力量阻止對藥家社會關系的調查，藥家怎麼比李剛家還牛？”……對支使者角色的直接切入與質疑也反映出了家庭背景不再僅僅作為主角的補充說明，而成為一種直接的作用力，對事件的走向起著重要作用。
敘述者通過夸大主角一方的家庭背景，營造輿論氣氛，博取輿論同情與支持。這一對新聞情境有意建構的手段對於支使者角色的轉向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樣情境的設立直接推動了功能轉向，使“指使者”角色“主角化”趨勢明顯，甚至直接成為被質詢的緣由。
三、轉向的完成
經過上述的若干手段，“支使者”角色的功能最終會發生了轉向——變為抽象意義上的“主角”。這主要是指：原先的主角已演變成一個虛無的符號，真正產生影響力，對事件有決定性影響的是之前的“支使者”，即其家庭背景獨立成為一個角色對對象產生作用。這樣就實現了“支使者”角色功能的轉換，成為故事文本中抽象意義上的“主角”。在美亞輿情所做的調研中，針對合肥少女毀容案，有21%網民認為官二代父母是釀成悲劇的主要原因，排名第二，“我就納悶了同樣是同齡人，咋我就那麼冷靜，純真捏。想想咱也不是官二代，也不是富二代，也不照樣活的好好的，甚至很多方面比他們優秀！答案：家教好！上梁不正，下梁歪！” “小畜生 求愛不成波硫酸 還不是從小父母慣得 仗著自己家的勢力為所欲為 用暴力解決此事”……從這一類評論中也可看出，支使者力量被強化的事實。
家庭背景在這一類新聞文本中得到大量的關注，出現這樣的轉向雖是媒體社會責任的使然，媒體試圖通過“第四權力”的行使來規避不公的出現。但由於文本過度地對社會整體安全感缺失所形成的關照，通過不斷夸大與過度的聚焦，反而尖銳化了社會仇官仇富的矛盾，並導致了刻板印象的形成——一旦涉及富二代與官二代，公平公正就較難實現。這樣刻板印象的出現標明文本敘事試圖消解矛盾的意圖並沒有實現，反而強化了這樣的對立與矛盾。（作者系蘇州大學鳳凰傳媒學院學生）
參考文獻
1. 羅剛．敘事學導論．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4
2. 曾慶香．新聞敘事學．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5
3. 梵•迪克．作為話語的新聞．北京：華夏出版社，2003
4. 陳霖、陳一．事實的魔方．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11
5. 傅劍鋒．“我爸是李剛”報道的群體症候．南方傳媒研究：2011-01-05（2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