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子論文]論“X二代”犯罪新聞中支使者角色的功能轉向

【摘要】在一系列的“X二代”犯罪新聞中，媒體的敘事大量地聚焦“X二代”所指涉的家庭背景，試圖在事件主角家境與事件的發生、發展之間建構出某些聯系，導致了某種刻板印象的出現。根據格雷瑪斯敘事作品六種角色的原理，可以認為被媒體大量指涉 “官”“富”的家庭背景在敘事文本中行使著支使者角色，並隨著文本敘事的深入與展開，出現功能的轉向，向著抽象化的“主角”靠近。

【關鍵詞】“X二代” 犯罪新聞 支使者 功能轉向

從杭州胡斌開車撞人案、河北“我爸是李剛”，到藥家鑫事件，再到“合肥少女毀容案”，“官二代”“富二代”這樣的字眼頻現報端。在敘事學中，格雷瑪斯區分了敘事作品的六種角色，其中支使者是指主角追求目標時引發他行動或為他提供目標與對象的力量，支使者可以是一種抽象的力量，如社會、命運、時代、智慧等。根據對文本的考察，可以發現標榜追求真相、還原客觀的媒體潛在地按照這樣的媒介邏輯對事件進行追本溯源：他們官二代、富二代的背景與事情的發生、發展與解決有著某種必然的聯系。由此，可以認為被媒體大量指涉 “官”“富”的家庭背景在敘事文本中行使著支使者角色，並隨著文本敘事的深入與展開，出現功能的轉向。

一、“X二代”犯罪新聞中的支使者角色

任何事件都離不開行動者，即角色，角色一定與作品中的功能性事件有關。格雷瑪斯對敘事作品中存在的六種角色進行了區分，他指出支使者是指主角追求目標時引發他行動或為他提供目標與對象的力量，支使者往往是一種抽象的力量，如社會、命運、時代、智慧等。 從所設置的“X二代”這一高度概括的短語中可以推斷，家庭背景指向個人的命運，並且在文本敘事者看來與敘事中的功能性事件有著密切的聯系。這種聯系表現為，在某種程度上這樣的力量是誘發事件發生的重要支撐性力量，雖然並不直接作用於事件本身，但對於事件走向影響重大。如杭州飆車案的文本敘事中，在報道的第一階段，“一輛改裝的紅色三菱跑車”“一個打扮時髦、脖上戴著粗粗金鏈子的小伙子”“離三菱跑車不遠，停著幾輛嶄新的豪華車——英菲尼迪、保時捷、法拉利” 這樣的細節在各文本中反復被提及，這些描述無不指向家庭的富裕與闊綽，其中還暗藏著這樣的邏輯：家境富裕才有能力改裝車輛，追求刺激才會在人行道上飆車﹔而如果之前的這些條件不具備，那麼慘劇也就不會發生。可見在文本敘事中，他們官二代、富二代的背景被敘事者設為追溯的起點，是完整事件鏈上的重要一環。由此，可認為在“X二代”犯罪新聞的文本中，被大量關注與提及的“官”“富”背景指向支使者角色。特別地，隨著事件的進展而導致的敘事進一步展開的過程中，會發生功能的轉向，接下來，本文將對此進行重點闡述與分析。

二、“X二代”犯罪新聞中支使者角色的功能轉向

（一）轉向發生的條件

1.敘事時序的必然

“X二代”犯罪新聞文本在展開敘事的過程中，對敘事時間的處理通常根據客觀的故事時間順序而展開，即推動、引導文本敘事的是故事情節本身的展開過程。因為“X二代”犯罪事件本身是一個動態、持續性的過程，包含了“發生——發展——結束”的階段。具體而言，“發生”的環節主要指原初的新聞事件的形成，相應的結果已產生且不可挽回，如杭州飆車案，主角撞人，受害者離世的前端故事情節已成立﹔發展主要是指事件進入后續處理階段，因其犯罪事件的特性而存在著歸責、賠償、處置的環節，正是在這些環節中，支使者角色有可能產生直接的作用﹔結束指事件的終結，即后續處理完成，各種紛爭結束。

往往首先因其事件本身的顯著性、重要性、沖突性而被納入新聞敘事的范疇中，有關“X二代”犯罪新聞文本的敘事開端通常以故事的發生為起點。這一類的文本敘事首先通過議題的設置開始敘事，隨后不斷縱深，進入到對事件發展階段的敘事。在形成第一輪的傳播高點后，隨著文本外故事本身的演進，文本敘事也會繼續演進，從圍繞也已發生進行敘事跨越到對正在發生的情節進行追蹤與跟進，這一演進為支使者角色轉向提供了可能與條件。

如2009年5月7日杭州飆車案發生，25歲浙大畢業生譚卓在走過斑馬線時，被快速行駛的跑車撞死。事件發生后，杭州本地媒體《都市快報》即以《年輕男子駕三菱跑車飆車撞死路人》為題進行報道，對事故進行了還原﹔該文本中，涉事雙方的身份得到了初步的認定，一方家境優越的背景隱約浮現。隨后，事件迅速進入后續處理階段，8日杭州警方對車速進行認定，9日胡斌涉嫌交通肇事罪被刑拘……新聞敘事也開始高速跟進，圍繞事件的最新走向而開展敘事。這是敘事時序的要求使然，因為新聞文本為保持新鮮性、時效性，必須提供最新事實以滿足讀者需求。

2. 敘事焦點出現轉移

敘事焦點是指文本敘事中的關鍵所在，通常事情爭論的集中點或人們的關注集中點能成為敘事焦點。簡單來說，敘事焦點指涉了敘事文本關注的主要內容與側重點，敘事焦點的變化來源於文本敘事策略的改變。具體到“X二代”犯罪新聞中，敘事焦點的轉移是促使支使者角色功能轉向的關鍵環節。在此類新聞文本的敘事體系中，根據敘事時間的推進與敘事層次的深入，焦點的轉移主要表現為從事件本身轉向到事件的解決與對犯罪責任人的處置上。通過對杭州飆車案文本的梳理，可以明顯地發現敘事焦點的轉變。在事發之初階段，這是一起交通事故，但因一方對象的顯著性而受到媒體的關注，最初的文本以關注現場為主，試圖從細節中挖掘出深意，通過對“10多分鐘后，陸續來了七八個打扮時髦的小伙子，有三四個小伙子或牽、或攬著漂亮女孩”，“小伙子們在一旁出著主意：趕緊找找人，看看有啥路子，到底該怎麼處理……” 等現場情境的還原與呈現，為敘事焦點的轉移積累了話題資源。隨著事情的進展，大量媒體開始關注這一事件，媒體的焦點不再以現場事故的原初事件，而是關注事件之后肇事方是否依法得到處置，諸如《杭州鬧市飆車案肇事者平時開跑車上學》《多省專家介入杭州飆車案 杭州70碼成網絡流行語》……這樣類似的文本開始大量出現。

隨著敘事焦點的轉移，支使者角色在敘事文本中所受關注的比重也在不斷提高。通過前期敘事議題的形成、敘事框架的大致確定，“X二代”犯罪新聞中支使者角色的功能定位有了一個較為清晰的再現。首先，敘事文本在試圖還原事實真相時，或者通過對主角某些行為的凸顯而暗示支使者角色是敘事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我爸是李剛案中，在第一階段，大量新聞文本對“我爸是李剛”這一話語的不斷重復報道試圖強調支使者角色對於敘事潛在的作用力﹔其次，通過對某些細節放大處理的敘事手法，形成了一種敘事氛圍——支使者角色對於事件的最終走向能夠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可以說由“我爸是李剛”的叫囂而引起的某種恐慌會直接反應到敘事焦點轉移的過程中，伴隨敘事重點的轉移，支使者角色在文本敘事中將被輔以更多的關注，而這樣的關注恰恰是促成角色功能轉向的重要因素也是直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