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形象傳播中國家理念的調整與重構

【摘要】國家理念在國家形象傳播中佔據著重要地位，國家理念的不同決定了國家形象傳播的內容、主體選擇、策略選擇的差異。中國國家理念的調整與重構包含維度選擇和內容構成兩個方面：從維度選擇的角度講，國家理念的重構需要兼顧歷史與現實、國家與社會、公平與效率、自由與秩序等幾個維度及其張力關系﹔從內容構成的角度講，國家理念的重構需要包含中國的優秀傳統與文化、黨與國家所沉澱的社會主義遺產、世界其他民族的先進理念。

【關鍵詞】國家形象傳播﹔國家理念﹔重構

國家形象傳播是近年來學術界持續關注的一個熱點。當前關於這一問題的討論主要集中在國家形象傳播模型構建、傳播主體的確定、傳播渠道的拓寬、傳播目標定位與傳播策略建構等方面。這些研究厘清了國家形象傳播中的諸多理論問題，對於構建良好的國家形象和對目前國家正在進行的國家形象傳播的實踐具有重要的指導和借鑒意義。但這些研究並沒有從“政治”的意義上思考“國家理念”這一至關重要的概念與國家形象傳播的關系。

國家理念在一個國家的政治生活中具有指導地位，對國家形象傳播影響巨大。有研究者認為“國家形象最根本的決定因素不取決於媒體‘如何傳’，也不取決於外在的因素‘如何建構’，而取決於一國內部‘如何做’，即最終決定於一個國家秉持何種國家理念以及在這種國家理念指導之下所進行的國家建設實踐”[1]。國家理念的不同決定了國家形象傳播的內容、國家形象傳播的主體選擇和國家形象傳播的策略選擇的差異性。因此，持有什麼樣的國家理念對於一國的國家形象傳播來說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基於此，本文就從國家理念完善、調整的維度和應包含的內容兩個層面對國家形象傳播中國家理念調整與重構問題作以探討。

完善和調整國家理念的維度選擇

中國國家理念的完善與調整不應是盲目的試驗，而應該按照一定的標准進行。歷史與現實、國家與社會、公平與效率、自由與秩序等幾個維度及其張力關系必須納入考慮的維度。

1.歷史與現實

良好的國家理念應該是歷史與現實的統一。中國國家理念最集中的表現之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總綱第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2]這是我國國家理念的核心內容之一，也是對新中國成立以來６０年革命與建設的歷史總結，它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珍貴遺產，所有理念調整與完善應該在這一框架下進行，所有理念調整都應該尊重這一歷史遺產，所有理念調整也必須以這一歷史結果為基礎。堅持這一點是真誠對待歷史的態度。應該堅決反對以當前的問題為借口，選擇拋棄或者“污名化”這一國家理念的態度和行為。不否認對待自己的歷史，應該具有批判和反思的態度，但是批判和反思的前提是尊重歷史。完全無視歷史，將現有的矛盾和困難完全歸結為現有的國家理念出錯，並以此為基礎抽空歷史或者完全顛覆６０年來的歷史，是錯誤的、不負責任的，這是歷史虛無主義的態度，這樣的批判和反思是不真誠的，也是不可接受的。當然，現實是變化的，國家理念也應該跟隨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不斷完善和調整，以適應現實的需要。某些現實的發展超越了國家理念，國家和政府應適時調整和完善原有的理念，以使其適應現實。一言以蔽之，一方面要堅持尊重歷史的態度，堅持原有國家理念的總體框架，要求國家和政府兌現它的理念和承諾，另一方面要尊重現實，適時地調整和完善不適應的部分，堅持做到歷史與現實的統一。

2.國家與社會

良好的國家理念應該堅持做到國家與社會的良性互動。國家所代表的公共利益和公共權力應該做到名副其實，能夠為大眾的公共利益服務，而不是立於社會之上對社會施以緊密控制的“利維坦”，國家代表公共利益的活動要在一定的范圍內進行。當然，社會所代表的私人利益和相應的利益集團也並不是享有完全不受控制的自由，它也不是天然的政府反對者和制約者。社會中廣泛存在的私人利益也有其活動的界限。應該承認，國家所代表之“公”與社會所代表之“私”，在理論上兩者之間是有明確的界分的，是能夠分得開的，無論這個關系是在黑格爾那裡還是在葛蘭西、阿倫特、哈貝馬斯那裡都能分開，但是在現實中，兩者之間往往糾纏在一起，人們往往看到兩者之間的斗爭和博弈，也隻有在兩者斗爭和博弈的時候，兩者的界限才日益明晰起來。不管是從理論還是從現實來說，國家與社會的良性互動是可能的，也是行得通的。行得通的條件是在市民社會中，其中的個體和團體要遵守私人倫理、私人道德和以私人道德為基礎形成的市民社會的公共倫理和公共道德﹔國家要遵守強制性的政治法律﹔國家能夠遵守市民社會裡的約束規范——私人倫理和公共倫理，做到不越界，而市民社會裡的主體能夠遵守法律並維護國家的政治秩序，做到不添亂。換句話說，兩者都能做到遵守強制性規范和非強制性規范的結合。而事實是，“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整個過程中，強制性規范和非強制性規范始終是以不同的結合形式對社會生活進行調節、約束和整合的。兩者之間的關系是一個不斷相互作用和相互轉化的過程”[3]。在此基礎之上兩者之間的良性互動才可能實現。

對於當下的中國來說，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系較為復雜，與上文所談“國家與社會之間的良性互動”還有一定的距離。媒體所報道出來的事實表明，公共權力在某種程度上失去了應有的本性，有的是屬於公共權力腐敗，大量官員貪污、挪用公款是其表現形式﹔有的是屬於公共權力被濫用，頻發的強拆事件、跨省追捕記者事件等即是明証。這說明公共權力沒有遵守應有的法律和秩序准則。而在社會層面，道德滑坡和信仰危機是普遍存在的事實，表現在社會行為上就是個人不講道德、企業不守誠信。子女與父母因財產反目表征的是家庭倫理的喪失，“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瘦肉精健美豬事件”、“牛肉膏豬肉變牛肉事件”、各地頻發的因助人為樂被訛詐事件、老人“碰瓷”事件等映照的是公共倫理解體的殘酷現實。更為嚴重的是面對此種亂象，應該維持秩序的公共權力很多時候表現遲鈍、麻木，甚至置身事外。這表明當下的中國現實和國家與社會良性互動的目標還有一定的距離。

馬克思主義者認為資本把包括社會關系在內的一切事物商品化，它將社會關系變成了赤裸裸的金錢關系，將社會、家庭的溫情納入資本的邏輯，自然社會的道德體系會因之而解體。正如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說：“資產階級撕下了罩在家庭關系上的溫情脈脈的面紗，把這種關系變成了純粹的金錢關系。”[4]所以，市場便成為道德解體和滑坡的罪魁禍首。基於此，在他們看來，要醫治這一社會疾病，最根本的措施就是消滅資本這一罪魁禍首，對市場應持批判和懷疑的態度，至少應該對它保持警惕。與此對立的一派將道德解體的罪魁禍首歸結於政府和權力，認為當前威權制度下的權力腐敗和權錢勾結是造成道德滑坡的根源。基於此，他們認為應該通過市場化和民主化來解決這一問題，甚至認為“市場制度最道德”[5]。很顯然，上述兩種觀點都有其合理性，但也都有偏執的地方。

國家、市場和社會有著不同的運行邏輯，國家要求的秩序邏輯、市場要求的資本邏輯與社會要求的生存邏輯之間存在著博弈和競合關系，國家作為公共權力最終導向市場還是社會會對整個事物發展的面貌產生決定性的影響。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朝向哪個方向發展取決於國家的導向、社會的抗爭和市場博弈等因素的綜合作用。

3.公平與效率

良好的國家理念應該是公平和效率的統一。社會公平包含教育公平、制度公平、機會公平、分配公平等內涵。社會公平是人全面發展的基礎，是保障改革中弱勢群體利益的一個重要原則，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應有內涵。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而市場經濟目前被認為是最有效率的制度。效率的提高以承認差異和利益多元化為前提，不承認這一點就有陷入平均主義的危險。過分強調差異和利益多元化會導致貧富的分化，這又與社會主義所要求的公平的內涵相沖突。片面強調公平而不顧效率易導致平均主義，片面強調效率而忽略公平易導致社會的兩極分化，成為加劇社會矛盾和爆發社會沖突的隱患，因此，良好的國家理念必須做到公平與效率的高度協調和統一。

中國是在“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的口號下進行的改革，但極端的貧富分化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以往中國在公平與效率問題上的一貫態度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這在一定程度上激發了人們的創造熱情。但當下中國的貧富差距已經大大超出了人們預期和世界平均水平，因此重新將公平原則放在重要位置尤為必要。

要保障公平需要一系列政策配合，比如要健全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要建立和健全良好的社會保障制度和社會救濟制度，要建立合理的稅收制度，等等。不能人為打擊高收入者的創業積極性，但也需要政府對中下階層的收入和分配進行照顧，以使其安居樂業。

4.自由與秩序

良好的國家理念是自由與秩序的統一。對於市民社會中的個體和團體來說，總是希望自己不受干涉，要求國家能夠保証自己的權利，並能夠為這些權利的實現提供便利。而政治國家總是要求一定的秩序，以維護公共利益，它會要求市民社會中的個體和團體能夠遵守自身制定的倫理規范。市民社會所要求的自由與政治國家所要求的秩序必須高度統一於國家理念中，片面強調市民社會所要求的自由和權利，會導致一定程度的混亂，最終導致作為共同體的政治國家的解體﹔而片面強調政治國家所要求的秩序，市民社會的活力和自主性將被大大壓縮，最終國家吞並或宰制社會，成為全能主義的國家，這又等於走了回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