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子論文]電視法制節目“故事化”敘事的傳播效果探析【2】

二、“故事化”敘事傳播存疑及涵化分析

據調查，我國法制類電視節目的播出量佔專題類節目的10%，收視率幾乎佔整個專題類節目的近19%。在我國，電視法制節目的高收視率的影響因素，有很大一部分來自於案例本身的吸引力。在收視率競爭和市場壓力的作用下，電視法制節目在題材選擇和處理上多選擇畫面可視性、現場感和紀實性強的刑偵類案件，並通過“故事化”的敘事手法賦予案件更多的的故事性，曲折性，懸念性，在某種程度上滿足或迎合部分觀眾的獵奇刺激心理，以期吸引觀眾的注意力，導致過多展示犯罪過程和細節而忽略價值導向的現象。特別表現在節目文本的“故事化”敘事上，若把握不好“故事”的度，很可能會引起電視法制節目制作上的不良趨勢——為追求高收視率而過多地進行“犯罪展示”，及其可能對觀眾產生不良影響。對於這種現象，我們可以從涵化理論的角度進行考量。

涵化理論曾在60—70年代主導了大眾傳播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它是關於電視對受眾所產生效果的一個很有影響的分析研究。格伯納在對其理論核心觀念的表述中指出，電視觀眾對於社會現實的看法和觀念，更接近電視所表述的符號現實,而並不是客觀現實。電視對受眾的影響也並非短期的，而是長期、潛移默化的過程。盡管格伯納的觀點在發展中受到了很多批判和質疑，但是就電視對受眾產生的傳播效果來說，對於我們研究和反思電視法制節目的制作具有很重要的意義。《天網》欄目中更多時候是通過犯罪案例來說法、普法，犯罪新聞可以說是《天網》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是其節目的由頭。選擇題材時多傾向於刑事、民事案件，對於煽情、色情、等具有刺激性的題材進行報道分析，而在對這些案件內容進行處理地的時候往往更加重視故事性，沖突性，過多地展示犯罪過程，對曲折復雜的案例進行詳細地描述，存在重事實而輕評論的現象。當然，作為法制節目，其中的犯罪新聞是具有服務性的，但是我們不能忽視其帶來的負面影響。觀眾通過法制節目看到更多曲折復雜的犯罪案例，刺激的畫面。那麼根據涵化理論，這樣就會引起以下的問題：案例不僅給受眾帶來一時的感官滿足，也會影響受眾對現實社會的判斷，電視為受眾構建了一個充滿犯罪的符號現實，受眾很可能將這些內容作為衡量家中或室外是否安全的標准。而這樣的觀點是會影響受眾的日常行為的。比如受眾對電視上播放的案例感到害怕，那麼他們可能會採取某種措施，保護自身和財產的安全。若受眾對電視播放的案件產生共鳴，則會產生一定程度的恐懼心理，若電視長期播放某一類型的犯罪案件，受眾則會認為此類案件頻發，從而引發受眾群體的恐慌心理。

大篇幅的“故事化”敘事，使《天網》的啟示與教化作用相對較弱，節目主要向受眾提供簡單的新聞事實，而沒有對新聞要素做出進一步的深化處理。其片尾對案件的評論十分簡短，受眾隻能從節目對案件的展示中，自己思考。但並不是所有的受眾都能夠認識到案件帶來的法律警示，對於部分受眾來說，長達40分鐘對案件的“故事化”講述，只是一場視聽盛宴。

法制節目的宗旨是普法，推動我國的法制建設，所以法制節目首先應當重視的法制內容是法律對權力的保護，其次才是對犯罪違法內容的揭示，如果本末倒置就會出現“犯罪展示”的現象，成為對犯罪行為的細節展示。電視法制節目應是具有一定的深度，最重要的不是講故事，而要對案例進行層層深入的剖析，將案件發生的背景闡釋清楚，把這些案件同政治、經濟、道德、文化、社會等聯系起來，挖掘法律背后的人性蛻變，挖掘人物犯罪行動的心理，用理性的思考尋找事件發生的症結。電視法制節目應當在案件敘述上把握好適當敘事與過分敘事的度。“故事化”敘事並不是提高收視率的唯一選擇，還應更加注重法學權威、專家的解讀和引導，肩負起電視法制節目引導社會主流意識和文化的責任。（作者：西南大學新聞傳媒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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