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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靜採訪（資料圖）
12月22日，廣州遭遇冷空氣劇烈降溫，太古匯方所書店卻即將沸騰。上千名讀者擠在已經拉上鐵閘的書店門口，要求進入，隻為一睹央視記者柴靜的真容。
柴靜的新書簽售活動原本沒有安排廣州站，“以為這裡沒人看中央電視台”。但這個夜晚，廣州的這家書店卻因為她的到來幾近癱瘓，人群從門口蔓延至商廈的二、三層。活動結束后，書店的運營總監被帶去派出所做筆錄，並做出“不再舉辦類似活動”的承諾，否則將適用於“危害公共安全”的罪名。
雖然受到了讀者近乎瘋狂的追捧，可柴靜並不認為他們和自己的關系，是偶像與粉絲。
“不是因為你，是因為你做的事”
如果不是出版新書《看見》，柴靜並不清楚她的讀者究竟是怎樣一群人。
在冰天雪地的北京西單，站了四五個小時，有的拿著書看，有的在背單詞，終於輪到自己簽名時，對她往往隻說一句話：“你辛苦了”。一名年輕的讀者對她說：“排了這麼長的隊，我不是為了來見你，只是為了你做的事情”。柴靜將這一幕寫到了自己的博客裡說，“嗯，知道”。
正是因為這十年來做的報道中的那些人，讀者願意對她有一點相知，這點對她來說，最重要。
這些年來，喜歡她的人越來越多，讀者們在網絡上建立柴靜小組，把她的文字和節目收集起來。也有讀者在談論她的圍巾、衣服、手提包，年輕女生在網絡上寫，“我也要戴條同樣的紅圍巾去見她”，因為在《看見》的新書首發式上，柴靜戴了一條暗紅色圍巾。甚至有自稱是柴靜粉絲的讀者，曾在網絡上造謠稱“柴靜被警察帶走了”，希望用這樣的方式來為她增加人氣。
但作為公眾人物，柴靜從不透露自己的私生活，對於種種傳言，她也幾乎不回應。她說，讀者並沒有非要了解這些，“我看在我博客留言的讀者，其實是沒有這種願望的”。
進央視是因為裡邊的人
十年前的柴靜，20多歲，天不怕地不怕，不想在任何單位固定工作，不願被坐班和辦公桌束縛自己。她住在北京，給湖南衛視“新青年”欄目做節目，做一期拿一期稿酬，相當於自由撰稿人，沒什麼保障，但十分自由。柴靜也根本沒想過要去央視，如果不是陳虻給她打的那一通電話。
對於那時熱愛自由的她來說，最終打破種種擔憂的，是央視那年的年會。她在年會中看到了自由狂歡的勁兒，特別喜歡。新書首發式，崔永元、白岩鬆、張立憲等等好朋友的捧場，又讓她找到類似年會的那種感覺。她喜歡和這樣的人一起，是他們吸引了她進入央視。
剛進央視時，她總被陳虻罵。她不服氣，對陳虻說，“我知道自己所能到達的度”。如今，回憶起當時的自己，她仍會不好意思地笑笑說，二十出頭的人，對人生有種錯覺，總認為人是向上攀登的，總覺得還有另一種在高處的生活，隻要不斷憧憬，總有另一種可能性存在。但到了一定的年齡，經了事兒之后，就落在了地上。
搞掂採訪后發短信“贏了”
十年前的她做採訪，總覺得這是天然賦予，“人民期待著我去問”。甚至她會在搞掂一個採訪后，給編導發短信：“贏了”。而現在，採訪不再是她與採訪對象之間的博弈，這項工作可能含有對人的冒犯，或者多少有些傲慢，“本來咱倆不認識，但今天坐下來，我就要來問你內心最隱秘的事情”。
她變得溫和，更忠於內心的感受，她誠實地說和問，“如果我能承擔，那我願意和你一起”。
生活中的她也變得更為謙遜、謹慎，不輕易發表看法，避免草率地下結論。她對群像概念十分謹慎，不再會對廣州這座城市給她的印象之類的大問題給出洋洋萬言，但放在十年前，形容詞和排比句或許早已脫口而出。在她眼中，隻有一個個具體的人，和具體的人接觸所留下的印象，更何況，就連這個印象也在不斷變化。
坐標系是事情，不是時間
2012年即將走到盡頭。柴靜沒有年的概念，也很少去想這個時間點是否有特別之處，她的坐標系不是時間，而是一件件具體的事情。從2003年擔任《新聞調查》出鏡記者起，經歷“兩會觀察”等等階段，她至今已有了十年的央視經歷。這個年底，柴靜把個人成長心路與中國大事件糅合在一起寫入新作《看見》。———從“調查”到“觀察”再到“看見”，柴靜說這是一步步地“后退”，一點點把視線放平，回歸到事物本身。
十年前，央視辦公室的黑板上寫著各條新聞的轉載率，轉載率高，第二天可以受到表揚，或者免受批評。或許是為了急於証明自己，那時的柴靜總想做頭條，而且也總能做到，因為有新聞資源。但慢慢地，她發現，如果有很強的目的性或者功利心在前，其實是做不好的。現在的她，很多時候是為了樂趣在做事，而不是為了成敗，態度悠然。
看過她的節目和書之后，仍然有人質疑她過於容易自我感動，也有人質疑她將復雜的社會問題講述得過於真善美。柴靜說，想知道讓人質疑自我感動的章節究竟是哪些，“或許那是不自知的”。但同時她也認為，書寫完之后，就和自己沒有關系了，隻屬於看它的人﹔而她，只是想誠實地寫下自己的生命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