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柴靜（資料圖）
媒體評論:
 |
聚焦柴靜:
公眾關於柴靜、閭丘的辯論，其本質是新聞的價值觀的對話。
針對柴靜在節目中“更多報道人而非事件”的現象，以及柴靜所說的“採訪是一場抵達”，閭丘露薇的批評如下：“如果一個記者，做新聞隻關心新聞中的人，而不是新聞事件背后的原因，那就變成了一個單純的傾聽者，這是不稱職的。”她認為採訪就是提問，看清事實，找出原因。此外，閭丘認為，新聞報道的核心是新聞點（我的理解，這裡所說的是指新聞事件及其價值點），“一個人再有名，如果沒有新聞點，那就不是新聞記者應該採訪的對象。”
閭丘的專業主義新聞旨趣，如教科書一般正確﹔但柴靜時常報道“人”（姑且隻討論這一點——據我所見，柴靜也致力於探求真相，她的“抵達”絕非只是對人的抵達）卻也並沒有錯，因為，其實在當下中國，最重要的新聞還不是事件，而是人﹔最重要的新聞報道還不是發現事件，而是發現人——發現人的情感、權利和尊嚴。
的確，新聞專業主義要求追尋簡單的事實——由此，可以推導並捍衛新聞的客觀性。這種客觀性是一種能夠使新聞工作者將事實隔離於觀點、從而避免個人偏見的規范，它要求新聞業站在中立的立場上，客觀地報道新聞、反映觀點。
但自《哈欽斯報告》以來，純粹的經驗主義新聞學已然不再是唯一的理念訴求：一方面，新聞業必須真實和公正，但另一方面，新聞業還必須“將信息流、思想流和感情流送達每個社會成員”。簡言之，世所公認的新聞教旨並非是一個隻有一面的硬幣，而是要完成那些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為社會權利而個性奮爭，為價值訴求而客觀表現，為解放人而限制新聞實踐。
因此，如何像哈欽斯委員會所聲言的那樣“就當日事件在賦予其意義的情境中的真實、全面和智慧的報道”，就有了形形色色的解讀和表現，也就有了自1940年代以來林林總總的新聞學。它們的共同點是提供擁有那些相互纏繞的新聞信念：自由、客觀、社會責任——盡管它們對這些概念的操作性定義是不同的——例如關於社會責任原則，有的新聞學認為社會責任是對當下、人群負責，而有的新聞學是要對歷史、國家負責。
我以為，一個好的新聞學批評，不能脫離現實主義立場的判斷。
今天的中國，已是人文主義重新崛起的時代。人文主義不僅是一種哲學和世界觀，而且是一種社會實踐。人文主義以人，尤其是個人價值和尊嚴作為出發點。這是與既往的新聞學忽略個體屬性、忽略社群意識、忽略平等、忽略人的權利這一背景有關。
回到柴靜的新聞學，在不少案例中，她確實沒有做到讓報道對象隱藏於新聞事實背后，也沒有做到跳脫新聞具象而躍升為探究宏觀因果的敘事。但了解中國新聞業的人都知道，這並不能全由記者負責。
更重要的是，柴靜的敘事文本聚焦於人，絕非是沒有價值的，更沒有違反新聞旨趣。如前所述，那些新聞鏡頭前的人，尤其是那些社會邊緣的人、社會底層的人、被新聞事件緊緊包裹的普通人，他們的情感、利益、意見、價值、權利，一直在無助中等待新聞的發現。從社會學的立場看，他們是人群中的人，也是事件、國族、時代的樣本。理解了他們，新聞也就理解了人﹔報道了他們，新聞也就回到了人。
如果這些報道對象具備判斷樣本的代表性，那麼，抵達人的價值遠甚於抵達事件表象的價值。——當然，前提在於，對於人的報道是基於事件真相。
我想，這一結論對於所謂名人報道來說，也同樣適用。
前述的討論，出發點是“新聞專業主義”。閭丘對新聞價值的探知，也大略來源於此。但事實上，在國際學術界，對於新聞是否已經是一個專業，仍存在頗多理論爭議。社會學家墨爾( Wilbert Moore )將專業化的發展分成幾個漸進階段：工作、職業、正規化的組織、要求教育的組織、傾向服務的組織以及享有獨立自治權的組織。從這樣一個分類看來，專業化的過程就是某個專業取得相對獨立地位或自治權的過程，專業化的最高階段就是該職業組織享有完全的職業自治權。在實現這個層面的新聞專業主義過程中，媒體將面臨與政府、市場甚至受眾之間的博弈，以免受到外部權力集團及其他因素的干擾和控制。
從這個意義上說，純粹的新聞專業主義，與其說是社會行動的實踐，不如說是新聞理想的皈依。我們必須承認，在權力、資本的雙重擠壓下，迄今，世界范圍的新聞專業主義仍然在求道的路上。對於柴靜如此，對於閭丘如此，對於這個世紀和這個世界的無數新聞人來說，也是如此。唯一我們要指出的是，中國新聞人在通往理想的道路上，攀登更為艱難。
著眼此時此刻，感觸此情此景，身處於一個新聞人共同體中的閭丘和柴靜，她們之間更為需要的是：彼此更多的了解、更深的理解、更久的耐心。就中國的新聞業而言，觀念無論東西，媒體無論新舊，人無分左右，地無分南北，相互包容、相互攙扶、相互守望，才有望抵達新聞專業的理想之境。
插敘一下柴靜新聞的“表演”問題。微博上的討論分為兩個議題：其一是電視欄目經常用反打和全景鏡頭大量展現柴靜，其二是柴靜的立場姿態、情感流露。關於前者，我也以為不妥，因為記者的行為姿態，在電視文本中不可沒有，也不可過多，欄目編導也要以此為鑒。但關於后者，則見仁見智。閭丘露薇所說的“面對任何人，反打鏡頭上的表情，都應該是中性的。”這是一種理性上的要求，也是一種理論上的要求。要知道，即使是克朗凱特，那個可以壓抑內心悲傷和震驚、平靜報道總統遇刺的電視新聞人的楷模，也會在1968年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滿腔憤怒地報道芝加哥警察毆打反戰示威者的消息，也會興高採烈地報道人類登月的消息。
記者擁有人類情感不是錯誤，不適當的表達才是錯誤﹔葆有思想觀念不是錯誤，強加於受眾才是錯誤。柴靜在這種外在表現上，或許沒有達到八風不動的境界，但她並沒有那些明顯的錯誤，她的真摯表達，並非無懈可擊，但遠勝於那些自詡為主流新聞的冷漠、也遠勝於那些自標客觀報道的傲慢。觀眾及批評者在外在表現方式上的意見，來自一種理性完形的本能，可以視為對這個名叫柴靜、具有行業價值導向力、現象級的電視人的更高要求。
讓我們回到新聞與人的本源關系。
新聞學所談論的人，包括作為報道對象的人、作為記者和把關人的人，以及作為受眾與公眾的人。事實上，新聞學意義上的人文關懷，是對新聞進程中的人的關懷。
《世界職業記者協會職業倫理規范》指出：“新聞記者的職責就是通過追求真實，提供關於事件和問題的全面公平的敘述，達到啟蒙公眾的目的。”
在這個世界上，並非隻有發生事件，才是新聞﹔並非隻有非常言論，才是意見﹔並非隻有變化萬端，才是歷史。
在這個平凡的世界上，充滿了我們這些平凡的人。那些一成不變的歷史（比如“看病難”），或許才更是我們需要報道的歷史，因為我們需要正視﹔那些朴拙平淡的言論（比如“打工真累”），或許才更是我們需要報道的意見，因為我們需要心聲﹔那些波瀾不驚的事件（比如“仍在期待之中”），或許才更是我們需要報道的新聞，因為我們需要看見真實的人。
我在談及深度報道時，曾經說過：新聞未必是對新近發生的事件的報道，它可以是面貌、意見、趨勢，也可以是人本身。關於人的新聞，我要補充如下：新聞可以報道人﹔新聞必須基於事實來報道人﹔新聞報道事實及人，其目的都是要幫助受眾了解世界﹔職業新聞的一切努力，都將使新聞回到人。
從這個意義上說，我贊同採訪不僅是對事的還原，也是對人的抵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