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3點半,北京五棵鬆一帶“影視之家”賓館6樓的不少房間還亮著燈,一間由臥房改搭的簡易會議室裡,一群人滿臉倦容地出來,留下一桌子煙蒂和散落的被涂得密密麻麻的節目單,空氣裡彌漫著嗆人的煙草味。
老高(化名)打開窗,寒冬的冷風鑽進脖子,他打了個哆嗦,人也清醒了不少。他利索地把房間打掃干淨,又走到隔壁的餐點間,把導演和工作人員吃剩的夜宵收拾好,把碗碟洗刷干淨,挨個房間關掉燈,鎖上門,這才回到自己的房間裡。
而這就是這位央視春晚制片人的“春晚時間”,這幾天變本加厲,每天隻睡兩小時。
制片人老高,每天隻睡兩小時
一群明星住在一幢樓較勁
睡眠時間隻有兩小時 每一天都是疲勞戰
自打央視春晚進入最后的聯排階段,劇組裡光是每天的大會小會就是一場疲勞戰。“我是制片,說白了就是管家,得把大家服務好嘍。”
說著老高掏出隨身的小本子,寫下:9點,去機場接某某演員﹔下午2點,送某某演員去電視台﹔附:買筆和紙,草擬文件,修打印機——將一天裡劇組工作人員吩咐他第二天要做的事整理后列出時間表,是他每晚睡前的必修課。
他在央視春晚劇組干了10多年。
最近每天睡下時已經是凌晨4點多,離他調好的叫醒鬧鐘,隻有2個小時。
第二天是彩排日,演員下午要進央視一號演播廳彩排,他必須在一點前去央視保衛部把所有演員的証件都補齊了。“這証件就是演員上春晚的証明,有的節目在最后關頭被砍了,鏡頭前不能出現,把這印著‘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的証件拿回去給父老鄉親看看,也算是種紀念。”老高的語氣有些激動,“我家裡有10多張呢,最早的一張是1988年,我都留著,偶爾拿出來擺成一溜,看著也挺自豪的。”
從台裡出來,他直奔菜場,挑了些水果。“北京氣候干燥,讓大家潤潤喉,下午彩排一結束,導演組就得去央視開會,然后再回到劇組,進行內部開會,確定哪些節目要調整,結束后,語言、歌舞各類節目還要分組開會,這一說就要說到深夜。”
他又去買了些豬蹄和排骨,“晚上煲點湯,給他們補充體力。”他在會議室裡准備了兩口大大的電飯煲,就是用來給工作人員做夜宵的。
下午6點,忙完所有的瑣事,老高才點根煙,在房間裡坐下來,電視開著,他卻很快靠著椅子睡著了。過會,大家回來了,他又得忙到深夜。
演員心態看得最明白 新人盼出頭老將怕遺忘
身為“管家”,老高可以事無巨細面面俱到,而他最頭疼的,就是統籌演員的排練室。
“影視之家”作為“春晚大本營”,主力演員都駐扎在那裡,為了方便排練。而有限的排練房如何優化配置,全靠老高統籌。
“每個節目裡都有腕,誰都不好得罪。別看他們名聲響,其實為上春晚壓力特別大,這才彩排階段呢,觀眾就在品頭論足了,演得不好,罵聲一片。然后就找到我,要求延長排練時間。”
經歷了這麼多屆春晚,老高看到的是舞台上光鮮背后的艱辛。“年輕演員擠破頭要上春晚,在春晚上露臉了,離明星就不遠了。最初趙本山也是拿著劇本沖過來請導演組看他的本子。可一號演播廳那個舞台啊,欺生,新人想在上面站住腳不容易。之前幾個節目在台下演得不錯,上了台效果還是不行,隻能砍掉。”
“大腕也需要這個舞台,一年不上,兩年不上,觀眾會把你遺忘的。”別看一幫春晚老將住在一棟樓裡,關系甚好,但為了能在春晚的舞台上更出彩,都暗暗較著勁。
“有些關系很微妙。比如郭達和蔡明,老搭檔了自然默契,但搭檔久了也怕觀眾看膩了。虎年春晚原本蔡明想把郭達給蹬了,主動要求和相聲演員於謙搭檔,無奈劇本大綱不被看好,兩人基本是還未進入主題就宣布分手。然后蔡明又念起老搭檔的好,回頭找到郭達重排了一個小品。但到了龍年,兩人還是分道揚鑣了,各自找了新搭檔,戰友變成對手。”
老高一邊說著,一邊挨個把泡面送到導演組工作人員的房間,“這些天,他們常顧不上吃飯。明明家都在北京,壓根沒時間回家。”
跟著他忙活的期間,記者一直想幫他拍個照,他擺擺手,“劇組有紀律,嚴防記者。我看你是老鄉,才和你說那麼多。”
這才知道,他是杭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