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中國致公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劉偉見

編者按：中國致公出版社是隸屬於中國致公黨中央委員會的中央級出版社。近年來，中國致公出版社堅持為愛國統一戰線服務、為致公黨員服務、為讀者大眾服務的原則，遵守國家有關法律、法規，堅持正確的出版方向，以出版文史、經濟管理、生活休閑、教育類圖書為主，尤其在宣傳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弘揚中華傳統文化、密切海內外同胞關系方面發揮了獨特作用。中華文化是連接海內外同胞無形的紐帶，海內外同胞同宗同源、同種同文，有著不可分割的中華“根文化”。作為具有“僑”、“海”特色的黨派，嚴以新說，致公黨不僅通過傳統的文藝和武術表演等形式傳播中華文化，更要利用“十二五”文化產業蓬勃發展的契機，不斷增強海外僑胞的民族歸屬感和文化認同。前不久，本刊有幸邀請致公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劉偉見做客我刊“前沿訪談”欄目，讓我們傾聽一位國學大師如何把“文化入僑”的理念貫徹到出版傳播中，從而將中華文化的種子傳遍世界各地。

本刊記者（以下簡稱記者）：劉社長您好！歡迎您做客我刊“前沿訪談”欄目。中央提出文化強國戰略，出版改革也取得了重要進展，您認為在這種前提下出版人是否面臨著新的定位與轉型？

劉偉見：我覺得作為一個出版人，經常要追溯出版的本質是什麼？從中外出版史來看，出版最核心的本質是做文化與教育的價值塑造與引領，這是出版最重要的方向，也是出版的文化本質。出版在經濟上的貢獻可能不大，但在精神領域是一個國家文明的象征，這是中西出版史上的共識。出版改革深層次是文化改革，隻有培養出一批真正有文化志向的新型出版人成為行業領軍人物，出版的文化價值才能得到凸顯。我認為在當下出版人的文化轉型包括文化公器、出版情懷、人文修煉三個層次。

所謂文化公器，就是對文化要有包容性與開闊度。不可有一隅之偏，一得之尊。我認為每一個出版人，尤其是居於出版核心層的編輯，應當懷抱文化是天下之公器這一基本價值判斷。當下的圖書產品種類繁多，雖然也有精品，但更多圖書是缺乏靈魂的“空心”書。古人說“書，猶藥也，善讀之可以醫愚”。視書如藥，是何等的重視。如果帶有偏狹，作為精神垃圾產品的圖書貽害將是無窮的。同時，書又是文化多樣性的載體。如果沒有開闊的文化胸懷，就難以編著出精良的文化作品。在中國這樣的國度裡，圖書出版權是純國有的，作為國家屬性的出版機構如果沒有文化的包容性與開闊度，就難以在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中起到相應的作用。從近30年的出版實踐中看到，圖書在內容上沒有公私之別，但在文化襟懷上有廣狹之分。優秀的出版人沒有體制之別，重要的是其出版的圖書本身表達了對文化的探索和對價值的引領。我覺得出版改革就是要讓優秀的出版人脫穎而出。如果出版的深層次問題沒有解決，出版英才隕落會很慘烈。我見過一些非常優秀的出版人，體制內的體制外的都有，在文化日益被庸俗化、面具化、利益化的出版環境中最后離開了出版。從民國時期的出版，轉而上溯到古代與外延到西方，很多出版人同時也是大文化人。

記者：我注意到您對文化企業的社會責任做過系統研究，你說的出版環境與此相關聯嗎？

劉偉見：對。隨著文化體制改革的推進，出版社由事業單位轉變成出版企業，為此，傳統出版企業的社會責任面臨著在新形勢下的范式轉變。在全球企業社會責任越來越成為企業發展衡量的一種共識和競爭戰略的實踐語境下，隻有逐步確立我國出版企業社會責任的評價體系，才能確保出版企業在市場競爭中不至於被企業追逐利潤的“狼性”吞噬其文化性和使命感，進而為出版業建立真正的國內與國際的競爭優勢提供保障。我的管理學的博士論文就是基於我國出版企業的關鍵利益相關者構建了以國家責任、公眾責任、作者責任、讀者責任、合作者責任、員工責任為主軸的出版企業社會責任評價指標體系。所以一個良好的出版環境是由社會文化各種力量共構出來的。我以為，出版企業社會責任的內涵絕不是狹隘的社會慈善與捐書，而是基於利益相關者的基本利益保障下如何將出版的文化責任與社會貢獻最優化。

記者：目前全球紙質出版表現出一定程度的衰減，數字出版在持續上升，有些出版人表現出一定的困惑，您覺得未來的出版業態將會發生怎樣的轉變？

劉偉見：出版社作為文化企業，最重要的是要解決一個出版理念問題。出版的理念包含著出版的願景，一個企業的願景有多高就決定了發展的道路能走多遠。文化企業尤其如此。目前數字出版的繁榮、經濟形勢的壓力以及出版的同質化競爭使有的出版人對出版失去信心。一個產業的發展，一個組織的發展，與一個人的發展一樣存在共性，如何在艱難繁雜的現實中進行文化創業，穩固核心競爭力是業界需要面臨的問題。我認為數字出版的出現，隻不過是內容載體形式的變化，出版的核心價值力在內容原創與創新，這是不可替代的，而國民對文化的期待是永恆的。

從未來的出版業態來說，我認為有三個趨勢，一是無論集團化的大型出版社還是中小型出版社都將轉向以編輯創意與原創為主。在這個全媒體的時代，出版人的內涵和外延將發生變化。要善於在全媒體時代簡擇出版的職能。隨著科技的發展，出版的生產環節和發行環節將會以不可思議的形態轉入純商業化、純技術化。編輯的專業性與創造性將會進一步得到強化。其次，作者的地位將會得到進一步的提升，而且隨著紙質出版向高端人文發展，一些內容平庸、缺乏創意的出版物將會減少，而不是像當下那樣受暢銷書榜的誤導。從出版史來看，作者與產業經營者的關系問題仍然是一個基本的出版關系。作者在網絡時代的重要性又重新被凸顯出來了，出版的“掮客”形式在一定范圍內會以另一種方式重生。我是指版權代理與經營層面會復興，而不是完全以居間牟利為主的“掮客”。知識性出版的消亡，知識解決方案的出版仍然存在，創意與原創將成為出版的主導要素，所以作者的地位越來越重要。第三，隨著新媒體興起，自媒體的形成，讀書形態的變化以及信息攝取的多樣化，讀者層面將有兩種閱讀取向的分化和重新組合。一是小眾對宏觀價值的消解。這個時代日益分裂成一個小眾時代，公共區域隻限於一個組織體系裡的人。如同一個公司，或同一個行政體系他們在某些組織關系上有公共區域，那些交叉的公共區域正日益消亡。小眾消解宏觀價值將使英雄情懷消泯和凡者心態的回歸，由此個人閱讀喜好也將分化和細化。二是大眾文化通識的期待。分眾的思想與文化的價值區隔日益加大，各分眾的思想文化缺乏文化共識，精英小眾，文化快餐，傳統泥古，政教固化，缺乏價值倫理的最大公約化。所以如何構建思想與文化的社會共識是大眾所期盼的。這在出版文化上帶來了機遇。我認為應當從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百年民族圖強文化、紅色革命奮斗文化、改革開放創新文化以及西方當代優秀文化中梳理人文資源，構筑文化共識，綜合創新出更適合中國發展的人文體系。出版的這四種文化資源值得關注。簡而言之，未來圖書出版會重回簡約，而不是像現在那樣腫脹，良莠不齊。出版將更多成為回答社會問題與引領思潮的工具，編輯的作用將顯得更為突出。所以，我們出版人尤其需要重塑出版情懷。

記者：您指的出版情懷的內涵是什麼？

劉偉見：前段時間從台灣來的出版朋友曾經對我說過，干了半輩子的出版，忽然發現在這個行業的積累都白費了。我卻不這麼悲觀，我覺得這恰恰是出版的機遇。我認為出版是一個不可替代的行業，並且永遠是朝陽產業，要將眼光放到5至10年的出版發展中去。我覺得出版情懷內涵包括：知識服務、內容創新、價值引領、人文化成。

出版的知識服務是其基本，一般性的知識服務會在一定時間和范圍內存在，但會日漸脫離紙質形式，轉換為新的形態。如各種學習資料的整理，各種進入公版的中外名著，各種專業考試的信息都會被替之以電子載體下載。知識服務中的新知識、新理論、新潮流的知識性的讀物仍然會存在。出版的內容創新就是指作為編輯層次的出版人根據社會對知識、文化、精神的需求，挖掘、培植作者和好的文化產品，這將是未來出版存在的基石。出版的價值引領是指出版作為社會文化產品的源點，其文化產品中要容納各種文化價值，為社會文化的多樣性和開闊性提供平台，最后是人文化成。古人雲：“日月兩輪天地眼，詩書萬卷聖人心。”出版的高層次是人文化成，並對國民文明素質負有重要責任。這本來是出版的本質所在，也是出版人應有的出版情懷。未來在技術的進步下會促進這個出版本質會的重新回歸。

記者：那麼中國致公出版社的出版人的出版情懷體現在哪裡呢？

劉偉見：中國致公出版社是中國致公黨中央主管的中央級出版機構，面向全球華文出版。近年引進湖北知音傳媒集團的戰略性投資開發動漫圖書。逐步形成了以動漫、人文、學習為發展方向。我們借助湖北知音動漫打造的知音動漫系列在未來3年將成為國內最大的動漫出版機構，發行規模將達到2個億左右的碼洋。這是融入了“內容創新，價值引領” 的出版實踐。同時中國致公出版社將在社科圖書上圍繞價值引領系列開發獨具特色的系列圖書。如已經推出的歐洲著名管理學家，歐洲管理技術學院院長施密茨博士的《管理管理者：為什麼管理是可以拋棄的》一書，這是將國際先進管理理念與中國對接的出版物，是中國致公出版社國際組稿的范例。這是全球第一個中文版本，我們將推出英文、法文等國際版本。剛一面世不久，就銷售了10000冊。又如《重說中國近代史》是著名作家，人大政治系教授張鳴先生的最新作品。本書是張鳴教授的課堂實錄，生動真切，精彩迭出。以充滿智慧和哲理的筆觸重新梳理了中國近代史，立足點在“還原一段被歪曲的歷史”。當然支撐出版情懷，我們還需要切實的人文修煉。

記者：出版人的人文修煉包括哪些內容呢？

劉偉見：出版人的人文修煉首先要在文化本身上求真。人文修煉將遠離與拋棄空心文化和拼湊文化，淘汰缺乏生命力的文化符號，它不是某種文化形式的復興，也不是文化成果的數量，更不是某種文化載體的回潮，而是適應時代實踐，回歸文化本質，反映時代總體發展的文化總匯。以人文修煉作為驅動可以使文化強國成為現實。 也可以使出版人獲得真正創造文化的價值。莫言獲獎接受採訪時說作家要回到良心的指引。同樣，文化也有生命，不能假，要有自覺與自新，不是他覺和附庸，不是游魂。其次，出版人的人文修煉要在文化主體上求誠。人文修煉在我國有著厚重的歷史淵源。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在古人而言，人文修煉強調的是從主體自身出發，即由自得，由自己覺察而非他人，由自己體會並明了。是一種在自己身上發生的革命性的認識轉折。人文修煉是文化的覺照，從此有了自己的文化出發點而非人雲亦雲，是一種對文化的深度認識並發生交道感應，同時能變化氣質的文化自新。如此，文化自信油然而生。所以人文修煉一定是自己要明了，不是他者。有一點“悟道”的含義在裡面。由之，文化傳承和時代探索都具有了人作為主體的中轉站，能通過主體進行整理並確立位置。人文修煉將使我們事事回到自身之誠，與身心交涉，不是心口兩層皮，虛應故事。最后，出版人的人文修煉要在發展上求新。諸如一般產業發展初期需要規模，需要效益，現在則更需要品質，需要內涵。要發揮文化的培本與滋潤作用，也要發揮文化的批判與創造作用，更要發揮文化對社會發展的創新作用。中華民族的復興需要新的實踐的文化形式、新的文化符號人物、新的時代特色的文化。

記者：您作為出版社的社長兼總編輯，還是著名的國學學者。如何兼顧這兩重身份呢？

劉偉見：我一直覺得出版人首先應當是真正的文化人，因為出版經營的就是文化，沒文化怎去經營文化。但現實是不少文化人缺乏真正的文化，他們的文化不足以成為社會認可的人文財富，所以有點文化的經營者就沖在前面，配合社會的功利化追求，讓文化成為了經濟附屬。出版的發展前途在於社會的人文養成與文化人成為精神的向導。基於這個認識，我從事出版10多年，一直在出版與學問之間堅持探索。在出版上堅持做有價值的出版物，在學問上一直向中西的經典體認與實踐。我覺得二者是相互輔益的作用。除去白天的工作，早晨和晚上，節假日我基本都在讀書與研究。10余年擔任出版社負責人，我出版了多部研究專著，撰寫了數十篇出版與閱讀的研究文章，並在北京大學等高校堅持出版文化與經營的授課，我覺得這是一個文化出版人的工作方式與生活方式。

（作者簡介：雷小毅，女，今傳媒雜志社社長助理，主要從事傳媒研究﹔李凱波，男，今傳媒雜志社編輯，主要從事傳媒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