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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間摘 要：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凱復辟帝制，直到1916年2月25日，這一持續83天的鬧劇才落下帷幕，1916年6月6日，袁世凱在萬人唾罵中狼狽死去。天津《益世報》成立於1915年10月10日，新成立的《益世報》在雷鳴遠的帶領下對袁世凱復辟帝制表示擁護。文章分析了袁世凱稱帝期間《益世報》報道以及言論，對其擁護袁世凱稱帝這一立場的原因進行了探究。
關鍵詞：《益世報》﹔袁世凱稱帝﹔雷鳴遠
《益世報》是比利時籍傳教士雷鳴遠於1915年在天津創辦的一份教會報紙，與天津《大公報》、上海《申報》、上海《民國日報》並稱民國四大報紙。《益世報》報館最初設立在天津南市榮業大街，擔任報館董事長的雷鳴遠是當時天主教天津教區副主教。《益世報》自1915年創刊至1949年最終停刊的這三十多年間，雖然經歷了許多磨難，但銷量較佳，受到讀者的歡迎。《益世報》對中國近代新聞事業的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在天津具有相當的影響力。
1915年12月，袁世凱宣布恢復帝制，1916年改稱洪憲元年，剛剛成立不久的天津《益世報》針對這一事件進行了連續的報道並發表了自己的言論，表現出擁護袁世凱的立場，這其中的原因是值得探究的。
一、袁世凱稱帝期間《益世報》的報道及言論
（一）袁世凱稱帝前《益世報》大肆報道並積極制造輿論
自袁世凱籌備復辟，《益世報》就開始進行全面的報道，每天用大量的版面為袁世凱復辟造勢。《益世報》專門開辟“國體與外交”、“國體與籌備”、“國體軍防”、“國體與財政”、“國體與憲法”和“國體與清室”等欄目，每天對事件發展進行動態報道。《益世報》不僅開辟專門欄目進行報道，有關復辟的新聞在“北京新聞”欄目下也時常出現。
除此之外，《益世報》鼓吹民意，為袁世凱提供輿論支持。一方面，《益世報》發起了有獎征文，為其造勢，“征文題：現在中華國體確定為君主立憲，政府方遴選起草准備實行。惟我國向無憲法，必須採取世界各君憲國現制參酌損益，究竟取法何國始能和於民意，不妨為學理上之研究，諸君如有卓見，請詳論之”[1]，此次征文最高可以獲得四十銀元的獎金。另一方面，《益世報》鼓吹民意，為袁世凱復辟提供輿論支持，1915年12月17日，《益世報》刊登了題為《公民慶賀團之發起》和《憲政協進會之茶話會》的兩條消息，反映了公府內史前翰林院修撰以及憲政協進會的熱烈擁護。
（二）袁世凱稱帝失敗后《益世報》為其辯白
復辟失敗后，《益世報》連續在頭版發表評論，為袁世凱辯白。
首先，盛贊袁世凱恢復共和制是為了百姓福祉著想，“誰生萬階至今，為梗我大總統有鑒於此，上體造物好生之德，下慰人民望治之心，不認生靈涂炭，毅然取消帝制，斯誠全國人民之幸也”[2]，“惟大總統外觀大勢，內察人情，始終不參成見，前以國民代表推戴不得已而承認，今以南方各省之誤會不得已而取消。屈己從人，當機立斷”[3]。
其次，轉移視線，斥責內戰，“我國自滇黔發難，今日牽及甲省，明日牽及乙省，戰事之區域為之愈長，遲延三月以為必能?期戡定矣，而不謂桂省又相繼而來，則政府戡定方針更不知何時始達也。戰區愈廣則人民之被禍亦愈多，戰事之愈長則人民之受災亦愈烈”[2]。
再次，推卸責任於參政院、籌安會，3月25日《益世報》發表評論，認為造成內戰的原因是參政院構成不合理，有人擁戴君憲制，有人支持共和制，不可能讓雙方都滿意，才造成了國內紛爭的局面，並指責籌安會是復辟鬧劇的罪魁禍首，“惟發起帝制之諸人物不顧時局、不恤人言，借一時愛國之美名，釀同室操戈之慘劇，陷國家於危亡之境不知將何以對我大總統，對我國民也”[3]，“近聞籌安會發起諸人將離京出洋，以為自全之計。夫欲籌一國之安，反召一國之大不安。卒至，以一去求一身之安，君子人期可笑，亦可憐矣，然讀者前日申令，僅言其愛國非其道耳，未嘗有罪之之意也。乃諸君子心不自安，急籌遠遁，易日，君子見幾而作，不俟中，曰，嗚呼，此其所以為君子乎？[4]”
（三）袁世凱死后《益世報》表示惋惜
復辟失敗后，《益世報》對袁世凱仍不乏溢美之詞，對袁世凱的死表示惋惜，“惟自民國成立以來，項城以一身支撐危局，利用時勢，統一政權，其智計之深沉，魄力之雄厚，不可謂非一世英雄所惜者”[5]，並評價袁世凱“卒復共和，雖雲晚，蓋已悔，蹉跎挽回無術，?志而終，英雄末路，遺恨何窮。[6]”
二、袁世凱稱帝期間《益世報》言論的原因探究
（一）袁世凱對新聞界的殘害
1.袁世凱踐踏新聞自由。袁世凱在登基前頒布了嚴苛的法律鉗制新聞自由。1914年4月2日，袁世凱公布了《報紙條例》，這是清末為了防范革命黨而從專制的俄國沙皇政府抄來的《報律》的翻版，“根據《報紙條例》，袁政府的警察機關便可以用‘妨礙治安’等理由，任意查封報社，禁止報紙發行，以致逮捕編輯、記者，判處徒刑”[7]。1914年2月4日，袁世凱又頒布了《出版法》。另一方面他對拒絕他的收買而執反對意見的報人進行屠殺，到了1913年底，報館較民國初年隻剩下不到三分之一，這就是新聞史上的“癸丑報災”。
2.比利時租界在天津的勢力較弱。比利時租界勢力較弱，《益世報》的工作人員也得不到租界特殊的司法保護，因此《益世報》很容易被袁世凱控制。比利時並未參與入侵天津，卻趁火打劫的在天津設立租界。可是，劃取租界后，比利時國會始終無意發展租界，致使天津的比利時租界發展長期處於停頓狀態。“比租界向來未加開發，僑民稀少，一片荒涼，連比駐津領事館都設在英租界。當地隻有一個臨時工部局董事會，由領事自認董事長，而董事又是領事自己選派的比國富商。董事會沒有定期會議制度，只是遇事臨時召集，實權由比國領事一人獨裁”[8]。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時，天津租界成為了外國軍隊的集結地，20世紀初的幾年裡，英、法、德、俄、日、意、奧在天津都有駐軍，比利時卻未在天津設立駐軍。直到1913年以前，比利時國會在保留租界還是把租界交還之間猶豫不決，所以並未大力開發，因此比利時租界在天津的勢力始終沒有太大的發展。根據1844年中美《望廈條約》，“有約國人”享受領事裁判權，也就是治外法權，他們在中國境內成為民事或刑事訴訟的被告，都不會被中國政府逮捕，也不受中國法庭審理而是由本國裁決。根據租界的司法制度，實際惟有雷鳴遠一人可以受到治外法權的庇護，其余在《益世報》工作的人完全不受保護。
（二）北方的輿論環境緊張
袁世凱的主要勢力都在北方，《申報》報導“京中報紙所載，大都請願代表等千篇一律之文字，其有載反對言論者僅一二家，然亦受對方攻擊”[9]，當時北京的輿論情況可見一斑。與《益世報》同在天津的《大公報》也改用了洪憲年號，1915年12月12日刊登了“代行立法院推戴大總統為皇帝”的消息，13日又發布“總代表第二次推戴書”，同日，《大公報》發表聞評“夫國體事大，登帝位事尤大，懲前毖后，自不得不慎之於始。但世運推進，已屆水到渠成之候，雖欲罷而亦有所不能”[10]，15日又發布“全國請願聯合之勸進表”。相較之下，上海的輿論環境就寬鬆許多，袁世凱鞭長莫及，大有“天高皇帝遠”的意味。位處上海的《申報》並未改用過洪憲年號，1915年12月11日《申報》發表時評《各行其是》，對復辟完全是冷眼旁觀的態度，並在12月13日的時評《東京特使》中大膽暗示袁世凱為登上帝位與日本暗中交易。復辟以失敗收場后，《申報》發表時評，一篇為《然而晚矣》，辛辣嘲諷復辟鬧劇“今日已有明令取消帝制矣。嗚呼，既有今日何必當初。今日而取消帝制，何勿當初不發生之為愈乎？今日何為取消帝制乎，則以勢不得不取消也。雖然取消之后果能挽回，此大勢乎。以廉恥言帝制派中人上能靦，然執行國事乎，以信用言此，忽共和，忽帝制，忽又取消之人，能令人聽其其滅自由乎”[11]。
（三）《益世報》對國內情況的獨特認識
自1916年6月5日起，《益世報》連續刊登了四篇雷鳴遠的署名評論《愛國真詮》，其中包含了《益世報》對當時國內形勢的獨特認識，表達了《益世報》的觀點。首先，《益世報》申明自己的立場，提倡愛國是人的本性、是國家強健的前提，“此愛力強健者，其國必興，其社會必進步，此愛力懈馳者，其國必弱，其社會必退步。大之則為他國所壓迫，小之亦為他團體所侵凌”[12]﹔進而談到干涉政治、監督政府可能會破壞社會秩序，不是正確的愛國方式“或謂吾民今日言愛國，惟有監督政府、干涉政治，舍此更無他法，嗚呼，安得為此毫無秩序之言乎？”[13]﹔《益世報》所提倡的正確的愛國方式是從自身出發，培養私德，在每個個人私德良好時，就等於是愛國了，“是人而無德不可興於地方公益也，即勉強興於其間必反為地方之公害，然欲國家之興也，亦難乎，故謂愛國根於個人之私德。有好個人然后有好家庭，有好家庭然后有好社會，有好社會然后有好國家。蓋嘗熟計而深思之欲救我國之危亡，終不能出此數語之外也”[14]。雷鳴遠認為愛國需從個人出發，需要舉國上下統一一心，他反對國內各省紛紛獨立，反對個人監督政府、干預政治，可能是他對袁世凱統一中國軍民之心以渡國難報有幻想。
三、結 語
相較同時期上海《申報》、天津《大公報》，天津《益世報》表現出了明顯的擁袁立場，特別是在袁世凱在一片罵聲中死去后，《益世報》仍不乏溢美之詞。不論是迫於袁世凱政權的淫威，亦或者是由於以雷鳴遠為代表的《益世報》的主辦者寄希望於袁世凱能夠統領國內各方勢力，抵御外敵，振興中國，都不能改變《益世報》對歷史發展方向判斷的失誤。封建制度不能改變中國內外交困的境況，歷史隻能前進不能回頭。作為有影響力的大報，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應該能夠看清歷史發展方向，引領進步潮流，成為大眾讀者的引路人。
（作者簡介：張孟熹，女，天津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新聞學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新聞史研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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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夢幻.時評一[N].天津《益世報》,1916-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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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志道.時評二[N].天津《益世報》,1916-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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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李宗一.袁世凱傳[M].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6.
[8] 尚克強.九國租界與近代天津[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8.
[9] 王建中.洪憲慘史[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
[10] 無妄.聞評一[N].天津《大公報》,1915-12-13.
[11] 冷.時評[N].上海《申報》,1916-03-23.
[12] 雷鳴遠.社論:愛國真詮(續)[N].天津《益世報》,1916-06-06.
[13] 雷鳴遠.社論:愛國真詮(再續)[N].天津《益世報》,1916-06-07.
[14] 雷鳴遠.愛國真詮(三續)[N].天津《益世報》,1916-06-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