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電視作為最大眾化的媒介,擁有最多並且最異質性受眾群體,它佔據著大多數人日常休閑活動的中心。而電視劇在其快速發展的過程中,對中國傳統美德的宣傳起著不可估量的作用。本文通過對電視劇人物設置的全面考察,梳理出其對傳統美德三大方面——“修身”、“齊家”、“治國”精神的傳播作用,為我國電視劇創作提供一個參考角度。
關鍵詞:電視劇人物﹔傳統美德﹔民族﹔道德
正如大衛•錢尼(David Chaney)而言,當人們對國家的認同被創造出來以后,人們的歸屬感,對共同體的“我們感”(we-feeling)就逐漸形成了[1]。而電視是制造“我們感”的強有力工具。尤其是在大型播出平台所播放的歷史正劇,更是直接向受眾傳播著各種形象和符號,從而使得這個國家的歷史與現在顯得真實而可感。傳統文化為電視提供了豐富的故事資源,精神價值和文化符號,而在電視的擬態環境中,眾多文化符號相互交融,多重時空彼此碰撞,成為共同生活的慣例與范本。
電視劇通過人物的塑造,情節的鋪墊等為中國傳統美德的傳播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中國傳統美德是指中華文明演化而匯聚成的一種民族文化,其包涵著仁義禮智信忠孝悌等內容,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和博大精深的內涵文化。自1958年6月15日北京電視台播出了我國電視劇的開篇之作《一口菜餅子》起,我國電視劇經歷數十年的發展,無論是劇目的數量和質量以及在受眾群體中的影響力都有了極大的增長。在中國傳統美德的傳播上,毫無疑問,中國電視劇也將扮演著重要角色。
一、電視劇人物對“修身”理念的傳播
根據馬斯洛的心理需求層次理論,電視劇的人物滿足了人們最高層次的需要,即自我實現的需要。從電視劇的人物身上,觀眾不僅能夠獲得愉悅的感受,還能從中體驗出理想化的自我形態。“修身”源於儒家經典《大學•聖經》中說:“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其目的是為了齊家、治國,使得個人達到較高的美德素養。個人美德主要包括:誠實守信、自強不息、律己修身等。
(一)對誠實守信精神的贊頌
在我國電視劇的發展過程中,劇種的流行與塑造人物彰顯的品質從來是並行不悖的,細數這幾年流行的歷史電視劇《喬家大院》、《走西口》、《闖關東》等,其中的人物體現出的誠信,知恩圖報的品質無不讓受眾感動,在這些傳奇劇,年代劇的類型框架的背后有著濃墨重彩的傳統文化背景,均扎根於某種特定的區域文化土壤,體現著誠信知恩的傳統美德。
在大氣恢弘,氣勢滂沱的《喬家大院》中,講述了一個弘揚傳統儒商精神,夢想匯通天下的一代民族商人是如何恪守傳統誠信,以誠信作為自己的立人之本和經商之道,在民族商業的發展史中走過艱辛歷程的故事,更是在字裡行間塑造出閃耀著誠信、禮義、愛國之情的晉商﹔在如山西小調一般的配合著民間血淚的《走西口》中,一曲晉商的誠信之歌在三晉大地流傳。因為誠信,田青堅持著自己的道義和立場,即使在事業失敗時,他選擇的也是毅然變賣家產還債,絕不像父親一樣逃跑,這樣的情節塑造與傳遞出誠信的理念。
(二)對自強不息精神的傳播
自強不息出自《周易•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這一名句,意為君子處世,應向天地運轉一樣,自我力求進步,剛毅堅卓,奮發圖強,永不停息。顧炎武曰:“蒼龍日暮還行雨,老樹春深更著花”是這一民族精神的極好詮釋。五千年文明歷史的中華民族歷經滄桑卻一脈相承依然屹立於世界的東方,一代代龍的傳人將自強不息溶於骨血之中,精鑄於靈魂之上。
在電視劇中,《大宅門》中的白景琦雖出身名門,卻無名門中的慵懶頹廢之氣,發明數十鐘藥材,獨撐宅門經歷百年風雨﹔《闖關中》中的朱開山出身草根,自強不息,帶領一家人創業經歷了種種的悲歡離合﹔《大染坊》中的陳壽亭來自底層社會的民族工業家庭,在實現強國夢的奮斗經歷中,書寫了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歷程••••••這些鮮活生動的電視劇人物無不反映出中國人的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而眾多電視台的反復播出進一步加深了傳播的力度與廣度,使其人物身上所具備的精神得到了更加生動和多元的體現。
(三)對克己自律精神的呼吁
根據舒帕爾•卡格安所做的實驗,隻有那些不是與心中的形象完全雷同和完全不關的形式,即“隻有與內在圖式有一定差異性的圖式,才能引起人的敏銳的一般知覺和審美知覺。[2]”因此,那些與我們心中傳統審美心理一致的形象,符號便會讓我們產生厭倦之感。在經歷了改革開放30年,以“追求自由”、“顛覆傳統”為契機的人物形象已經愈發受到人們的厭倦,克己自律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回歸。
《士兵突擊》中嚴守紀律,懂得恪守自己欲望的許三多已經成為了新的經典符號,反襯著人們對失去自律精神的思考﹔《創世紀》中的許文彪生活在“烏煙瘴氣”的環境中,卻時刻提醒自己與污濁劃清界限,最終憑借自律精神考上建筑資格証﹔在《康熙王朝》中康熙貴為皇帝,無論在治國還是用人上依然堅守自己的原則,終成千古一帝。不少電視劇人物在“春風化雨”“潤物無聲”中向觀眾傳遞出了克己自律的精神,對時代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作用。
二、電視劇人物對“齊家”理念的傳播
對家庭的奉獻作為中國人長期的審美心理的重要特征之一,積澱了中華民族心靈深處的渴望:為家庭的付出與奉獻是天經地義,是中華民族在對其自身生活藝術和美中長期的審視中形成的審美意識。中國人自古便講究“家和萬事興”。家是中國人最重要的依賴。而家庭美德主要包括:家庭和睦,尊卑孝悌,勤儉持家,鄰裡團結等。在“齊家”理念的傳播中,電視劇有機的將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縫合為一個新的擬態環境,傳承著中華民族千百年來的家庭文化。
(一)對家庭和睦美德的傳播
家庭的形象成為了代表整個社會的主導性轉喻體。重視家庭和睦表現在電視劇的類型上,便是近幾年來家庭倫理劇的盛行。從早期的《渴望》到近期的《金婚》、《中國式離婚》、《裸婚時代》,一部部家庭倫理劇如雨后春筍表現出強烈的家庭倫理精神。在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下,電視劇從人物形象到人物關系,均以家庭和睦為崇高的理想追求,帶有強烈的民族化傾向,收到觀眾熱烈的追捧與推崇。
以經典倫理劇《金婚》為例,該劇講述了文麗與佟志這對平凡的夫妻50年的風風雨雨,該劇將共和國的發展史融入進一個小的家庭中。兩人從相愛到結婚,從風花雪月到柴米油鹽,兩人經歷過初婚的浪漫,也經歷過中年的危機以及老年的喪子。佟志經歷了男人在情感與責任間的選擇,而文麗也經歷女人的無理吵鬧與忍辱負重,兩人相濡以沫最終步入金婚。該劇生活氣息濃厚,觀眾似乎能從劇中的人物看到自己的生活與經歷。
而不管劇中人物受到何種誘惑,不變的是對家庭的責任以及希望家庭和睦所作出的共同努力。電視劇中的人物表現出對國家、對家庭、對人生的強烈責任感。人物的經歷折射出時代脈搏,反應出各個時代的熱點,凸顯著社會現實矛盾,關照著現實人生。
(二)對仁愛孝悌美德的弘揚
孝悌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其講究仁愛家人,長幼有別。“仁愛”源於儒家,其核心就是愛人,以一顆仁者之心去愛護他人。孝悌是指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家庭和睦。“入則孝”“出則悌”是所提倡的“孝道”是傳統美德的集中體現,以此為剛,形成了中華民族家庭社會中強烈的人情味,是民族團結的基石,對中國社會的發展起著極大的作用。“幾部表現倫理親情的電視劇的出現,讓人重新認識到家庭對人情感的療養,親情對振作精神的力量。親情是一劑良藥。[3]”
而在電視劇中,也有不少人物體現和傳遞著這種精神。《長白山下我的家》中尊老愛幼、父慈子孝的朝鮮族人民﹔《孝子》中忍辱負重,克盡孝道的水蘭﹔《國門英雄》中在男友困難,母親病倒之時,挺身而出照顧家人的魏晴都體現著中國人對於仁愛孝悌精神的欣賞與呼吁,在他們的身上,觀眾可以看到中國傳統美德的復蘇,他們以博大的精神弘揚著這一美德,對中國傳統的仁愛思想的傳播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尤其對於年輕一代理解和傳承傳統仁愛孝悌觀念更是重要。
(三)對奉獻家庭觀念的傳播
由於中華民族長期受到儒家、道家文化的熏陶,其“仁愛”浸透著對家人的照顧與愛戴,企圖從家庭中獲得人性德行的詮釋。不僅如此,家庭作為人從小生長的環境,從古至今流傳下來的共性存於民眾內心深處,形成心理的共性,從而使得審美主體擁有了部分相同的審美潛意識,為電視劇人物的設置鋪設了厚重的文化土壤。而對於電視觀眾而言,隻有那些在我們熟悉的意識與文化中經過創新的藝術表現才會引起我們極大的興趣和敏銳的知覺。
《情深深雨蒙蒙》中的依萍雖然被父親打罵,甚至一度被逐出家門,但卻在父親一家落難時挺身而出,以一己之力照顧起整個家庭的重擔﹔《大宅門》中為一家興盛而嘔心瀝血的白家二奶奶,為延續家族挺身而出對抗日本兵的白穎宇,甚至是為全家生計而冒險進藥的“窯姐”楊九紅,這一系列的人物無不體現出對家庭奉獻精神的謳歌,是觀眾在人物設置的擬態環境中得到審美心理的流傳與擴散。
三、電視劇人物對“治國”理念的傳播
中國電視劇講究“文以載道”,以符號為承載某種情感,賦予藝術作品更深的內涵,這也是德國實驗心理學家羅伯特•費舍爾的“移情”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人們將自己內心宏大的情感灌注到作品形象中,使之與主體有著一樣的生命,成為接受主體主觀體驗的情感表現。人們在觀看“治國”如此宏大的電視劇之時,總是將自己從瑣碎的生活中抽身而出,忽視自我知覺的情感狀況,企圖與電視劇所設置的人物完全融合,從而實現個人情感的徹底釋放。治國,用今天的話說,不僅僅是愛國之情,也可以看成是人處世之道。處世美德的主要內容有:愛國奉獻,勤勞敬業,見義勇為,助人為樂,禮貌謙讓等。
(一)對愛國奉獻觀念的傳播
無論在傳統文化還是在現代文化中,愛國主義精神一直佔有中華民族精神的核心位置,其熱愛祖國,奉獻祖國的精神綿延至今,成為了歷代仁人志士的前赴后繼、英勇奮斗的力量源泉。“在我國歷史上,愛國主義從來都是動員和鼓舞人民團結奮斗的一面旗幟,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在維護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抵御外來侵略和推動社會進步中,發揮了重大作用。在愛國主義精神的鼓勵下,我們的國家和民族自強不息,具有偉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4]”
而在電視劇中,愛國奉獻這一民族精神也被玲離盡致的融入其中,不少人物的設置都集中體現了愛國主義這一情懷。從早期的《霍元甲》到《林海雪原》中的楊子榮,到近些年來的如《潛伏》中的余則成,《懸崖》中的周乙,《永不磨滅的番號》中的李大本事,《向東是海》中的周漢良,《五星紅旗迎風飄揚》中的科學家們,《雪豹》中的特戰隊員們。無論諜戰片中的臥底黨員,還是抗戰時期的戰爭英雄,亦或是民族資產階級的商人,這一系列的形象無一不展示出在不同年代下中國人民的抵御外敵,爭取民族獨立的愛國精神。
其中不少人物身上所展現的高超的本領,豪邁的氣質,勇敢的作風無不讓人們熱血沸騰。隨著不少人物的家喻戶曉,其身上所傳遞出來的愛國主義精神讓人耳濡目染,比起空洞的說教,呆板的宣傳,這些人物將其精神韻味傳達的更持久,更有效,也更有力度和張力。
(二)對勤勞勇敢精神的傳播
中國人民自古以來就以勤勞勇敢而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憑借這一精神,中國人民創造了璀璨奪目的文明。正所謂人生在勤,不索何獲?而我國的不少電視劇人物形象在傳播這一傳統民族精神也起著重大的作用與價值。
以中央電視台開年大戲《闖關東》為例,這部長達52集的鴻篇巨制詳實而生動的描繪了近代中國的風雲變幻和個人在動蕩年代的奮斗歷史。從義和團運動到軍閥割據,從日本侵略到全面抗日。它用生動的人物形象塑造出了勤勞的“闖民”形象。那些以朱開山、朱傳文為代表的“闖民”用自身的行動將“勤勞勇敢”這一精神進行了深層詮釋。“闖民”們耕地、淘金、拼命的想在這塊土地上立足生存,無論是男人還是女人,勞動是他們生活的本態,勞作是他們生命的常客。他們用實際行動傳遞著勤勞勇敢的朴實的中國人形象。
(三)對法治建設思想的傳播
《淮南子•氾論訓》書曰:“知法治所由生,則應時而變﹔不知法治之源,雖循古終亂。”表明了“法治”思想由來已久。而在當前媒體普法宣傳和輿論監督中法治含量下降,新聞對於法律的解讀不到位的情況下,電視劇所設置的人物無論是對於法治思想,還是對於實體法律的宣傳都能起到良好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幫助法治建設思想的傳播。
從《義不容情》、《法政先鋒》中,觀眾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了香港的法制思想和法律條款,而通過《法律與秩序》、《金裝律師》等則對美國的法律有了一定的認識。在《神探狄仁杰》、《大宋提刑官》中,通過人物推斷判案的過程和提審犯人的程序,觀眾對中國古代的法律設置,法制思想,甚至於法醫學便有了一定的了解。通過具象的人物設置,濃縮的故事情節,電視劇人物活靈活現的將枯燥的法律傳之大眾,對於中國電視劇發展而言,法制思想的傳播可以說是當今電視劇藝術發展的重要戰略性選擇之一。
四、結 語
電視劇作品面對的是廣大觀眾群體,它存在的最核心目的是尋求更多的“接受”,隻有把握住了觀眾的心理需求,找准電視劇創作的目標和方向,才能在這個視覺時代適應受眾需求。筆者在對電視劇傳統美德傳播分析的過程中,總結出如下幾點,希望對中國電視劇創作起到一定的啟迪作用。
1.充分挖掘中華民族的心理特點以及傳統的優秀文化,並融入其情節,人物,對白,鏡頭等創作方式中,為我國電視劇藝術審美心理提供民族意識的支撐﹔
2.充分發揮我國電視劇扎根傳統,取材傳統的優勢,為我們多元化的電視劇創作提供廣闊而又合理的想象元素,發展出更多的類型電視劇以滿足不同欣賞者的審美需求﹔
3.提升電視劇拍攝的畫面觀感及對白的趣味性,學會以熱開頭等結構技巧瞬間抓住觀眾視覺,吸引其繼續觀賞﹔
4.學會向多種藝術形式“融合”優點,向電影學習情節緊湊,向文學學習邏輯嚴密,向繪畫學習色彩明艷,向建筑學習永恆審美等,以增強電視劇觀后的余味,給予觀眾長期的審美體驗﹔
5.將電視劇的教育意義潛移默化的融合在電視劇的人物性格中,中華民族有著悠久的歷史和豐富的電視劇素材,有很特別的民族性格和想象能力,更有著廣泛的民族基礎,隻要我們在電視劇創作上立足於本土,同時跟上時代發展,就必定能夠形成獨具特色的品牌。
總之,電視劇人物的形象不僅在電視傳播、網絡傳播上傳遞中中國傳統美德,經過人際傳播、組織傳播,將會獲得更大的傳播效果。其現代化的創作手法和民族化的人物設置構建了中國電視劇藝術的獨特品質,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文化品格和文化氣派,使中國電視劇在世界電視劇種中獨樹一幟,開始向著電視制作強國邁進。而以此為載體的中華文明開始真正的走向世界。
(作者簡介:姜海,男,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影視傳播研究。)
參考文獻:
[1] Chaney,David(1986) A symbolic mirror of ourselves: civic ritual in mass society.InCollins,R. Et al.(eds)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A Critical Reader,Sage Publications,London, 1986.
[2] 梅雨.試論我國電視審美心理的構成及其流變性[J].藝術百家,1998(4).
[3] 張岱年.程宜山.中國文化與文化論証[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
[4] 江澤民.江澤民文選(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