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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我找這本書有多難嗎？”河北大學教授時永樂細數著自己為了找到199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冷廬文藪》（上下兩冊）經歷的波折。做文獻學研究的他，為了課題需要，必須找到這本書。出版社已經很多年沒有出版這本書了，大小書店找了幾十家仍一無所獲。最后他隻好分別從北京大學圖書館和國家圖書館借來了上下冊。“對於以前那些重要的經典圖書，出版社能夠多留一點庫存就好了。”這是時教授的期盼。
圖書庫存，還有另一面。不久前，有媒體報道，目前出版機構的庫存碼洋居然比實際銷售碼洋多150億元，存銷比（庫存碼洋與銷售額的比例）從賬面的1.23︰1拉大到1.77︰1——每一元銷售額的實現，都要以近2元的庫存額為代價。甚至有媒體提醒：再這樣下去，就會逼近產業坍塌的紅線。
圖書庫存究竟是福是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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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有價值的庫存
有一定的庫存是正常的。但是要分析存什麼書，存多少書。就拿我們集團來說，五六年前，每年出版的圖書才兩千多種，現在一年超過萬種。有一些高端圖書，比如文化傳承方面和藝術欣賞方面的圖書都屬於一次性投入，此后十年二十年都能產出。這些圖書的庫存是有價值、有意義的。
兩會期間，我在駐地賓館發現諸如《紅日》、《鐵道游擊隊》之類的老書，早上剛擺上，晚上就銷售一空，看得出，很多人都有懷舊情結。圖書具有收藏性，經典優秀的圖書猶如好酒，歷久彌香。打個比方，七八十年代的小人書，當年賣幾毛錢，現在有的已經賣到了上千元甚至更高。我個人想收藏六七十年代的散文詩歌，可是怎麼都找不到，即使有新印刷的版本，對於買書的人，價值和感受已經不一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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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生產“死書”，把好策劃關
要承認，當前的圖書庫存也有一些無法盤活的“死書”。如何避免生產無效的“死書”，是出版業必須認真審視的問題。我認為，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在策劃環節把關。拍腦袋做選題，不對市場做深入的分析，不對文化有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就不能贏得市場。
我們看到市場上大量跟風書、搭便車書、趕熱點書、吃現成飯書、搶蛋糕書、拾人牙慧書等等，這些書都極易成為無法盤活的“死書”。那些貪大求全，滿足於做門面，不考慮讀者需要，為了獲獎的大書、豪華書，最終歸宿也大都是在倉庫中蒙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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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適應立體出版時代
很多人提出，圖書高庫存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受到電子出版和網絡出版的沖擊。但我認為，這個影響不會傷及根本。
我國早就出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保護法》，但是目前我國圖書版權的保護意識仍需進一步提高。尤其是出版企業，更要做好防范，時刻關注自己的版權是否在沒有授權的情況下被傳播了。現在已經進入立體出版、多元出版時代，出版企業不能一味隻做紙質圖書，在同作者簽訂出版合同時，一定要簽訂全面的出版合同。
要想適應立體出版，隊伍很重要。我發現90%的編輯不適合做立體出版。他們從學校出來，進入出版社，坐在辦公室裡編輯傳統圖書，對市場知之甚少。數字化出版與傳統出版截然不同，前者更關注互動化、趣味化、娛樂化、時尚化、碎片化，如果不了解這些，怎麼適應新的時代？我建議青年大學生畢業以后，不要直接進入編輯部門，先在新媒體、出版社市場部摸爬滾打一下，過個三五年再回編輯部，那時候看問題的角度就不一樣了。（本報記者 柳霞採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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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出版大國也是第一庫存大國？
目前，中國每年出版的圖書品種數全球第一，達37萬種，是美國的一倍還多。從2005年到2011年，全國出版的圖書品種數從22.25萬增至37萬，增幅約為66%﹔在同一個時間區段，全國新華書店系統、出版社自辦發行單位純銷售冊（張、份、盒）數，增長的幅度不到4%——也就是說，66%的品種增長，隻帶動不到4%的銷量增加，如此懸殊的生產銷售比，勢必一路推高庫存。
過高庫存量，可以毀掉一個行業。日本資深出版人小林一博所著的《出版大崩潰》，記錄了1997—2003年間日本出版業的崩盤歷程，其中一個重要症狀就是高庫存、高退貨：圖書退貨率平均在50%左右，高的可達90%﹔而倉庫裡堆積如山的無效庫存，令日本出版人嘆惜“死書累累”。（本報記者 李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