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音樂選秀節目的思考

摘 要：在生活節奏越來越快的今天，人們越來越注重用各種娛樂方式使自己放鬆，各種媒體也意識到娛樂性欄目是最能盈利的形式之一，因此競爭也最為激烈。從綜藝節目到今天的各種選秀節目，受眾的口味變化之快令各媒體難以捉摸。有些媒體不惜使用低俗、甚至是殘忍的表演來吸引受眾。對於這些現象，研究者們提出應改變以收視率為唯一評判標准，豐富人文內涵，提高娛樂傳播水平[1]。“限娛令”頒布之后各地仿效之風大大收斂，淨化了熒屏。2012年浙江衛視的《中國好聲音》使觀眾眼前一亮，就在浙江衛視趁熱打鐵積極籌備第二季時，湖南衛視又推出了《我是歌手》，汪涵對黃綺珊說：“你把我們去年流失的觀眾又唱回來了”[2]。新一輪收視率的PK已經開始。本文是作者基於對以上兩個節目的了解進行的一點思考。

關鍵詞：娛樂節目﹔真人秀﹔《我是歌手》﹔《中國好聲音》

娛樂是人追求快樂、緩解生存壓力的一種天性。娛樂節目是依托各種電視化手段，以滿足電視觀眾的娛樂需求為目的，對各種文藝形式進行娛樂化處理和加工，以欄目、晚會等形式予以電視視聽化的一種電視節目類型。按照演變歷程分為“表演”“游戲”“益智”“真人秀”[3]。而“真人秀”是對自願參與者在規定情境中，為了預先給定的目的，按照特定的規則所進行的競爭行為的真實記錄和藝術加工[4]。 國外研究者認為它是各種節目疊加形式的拼湊，可能是電視史上最被過度“關注”的節目形式。它以一種進行式的、錯綜復雜的、頗成問題的中介關系來運行，與觀眾的日常生活相聯系，其內容從刺激到無聊，從有趣迷人到令人厭惡，但的確能吸引注意力[5]。作為最受歡迎的娛樂節目形式，在最早引進國內時令受眾產生了極大興趣，也引來媒體的激烈競爭，很多地方沒有條件也不惜模仿以吸引本地受眾參加，提高廣告收入。由於很多參加“真人秀”節目的嘉賓不具有社會責任和新聞從業的職業道德修養，是不羈的、不可預測的，因此在節目中會出現違背社會道德、倫理約束的語言和行為，通過媒體的傳播擴大了其對的社會負面影響。重復的模式、粗糙的制作、低劣的主持很快被觀眾唾棄，2012年國家廣電總局出台“限娛令”控制各上星衛視娛樂節目的播出時間、頻次、數量及形式，有效淨化了熒屏。但同時受眾又急盼能播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娛樂節目。浙江衛視適時推出了《中國好聲音》，在2012年獨領風騷，湖南衛視緊隨其后立刻與韓國MBC電視台簽下《我是歌手》版權，以季播的方式於今年1月18日黃金檔開始播出，播出2個月來得到很好的反響。這兩檔節目似乎突破了“真人秀”節目的制作瓶頸。它們何以得到好評？下面分析一下共同點和不同點。

一、《中國好聲音》和《我是歌手》的相同點

首先，《中國好聲音》和《我是歌手》都是以唱歌這種老幼皆宜的競爭形式策劃節目，符合真人秀節目中自願參與、競爭行為、真實記錄、規定情境、目的、規則和藝術加工這七個基本元素。唱歌這種形式有較強的大眾性，利於選秀節目長時間、大范圍鋪開。其次，這兩個節目都是從國外購買版權，而非模仿炮制。《我是歌手》節目模式源自韓國MBC電視台熱播同名綜藝節目，而《中國好聲音》的節目版權屬於荷蘭《The Voice》，開發商不僅提供節目制作寶典，連旋轉座椅的設計都做出了詳細的說明，還派出專人全程跟蹤節目制作和營銷等。由於已經是成熟的熱播節目，制作流程規范、節目精致，有效規避了收視率不高的風險。第三，兩檔節目都有很好地社會反響，不論是“草根”選手在舞台上自信的展示，還是明星為長春遇害嬰兒臨時改變參賽曲目，都令觀眾感受到人間真情，也體現了節目的公益性。毋庸諱言，節目也收到了高額的廣告回報：根據湖南台相關負責人透露的統計數據，最新一期《我是歌手》收視率達到1.16，收視份額6.38，已經躋身2013年湖南台高收視率節目之一。而在不久前結束的浙江衛視2013年廣告招標中，《中國好聲音》第二季廣告中標總額10.4億元[6]。

二、《中國好聲音》和《我是歌手》的不同點

選手的背景不同。《中國好聲音》依然沿襲選秀節目“草根”明星夢的形式，亮點是不以明星必備的外貌為選拔條件，而以聲音為唯一條件，加上選手們各自不同的成長故事、導師們的競爭調侃，使節目既煽情又充滿激烈的競爭。《我是歌手》卻選擇了有實力的明星，將明星競賽的心理壓力和對專業的展示作為賣點，觀眾既看到了明星們的另一面，又欣賞到了高水准的表演。《中國好聲音》的重點在“轉身”，《我是歌手》的重心在於“不知道”，不到最后一刻不會知道對手是誰，充滿了驚喜與期待。這樣的懸念設置，直接引導出預測、評論等話題內容，而這正是社交媒體傳播的熱點。

播出時段不同。《中國好聲音》刻意選擇了大學生放暑假的黃金時段播出節目，既保証了參賽選手的數量，也最大限度的爭取到最高收視率，因為暑假是國內休假人群最多的時候。《我是歌手》雖然不需要考慮太多選手參賽時段的安排，但刻意回避與播出季的撞車，選在春節至4月，這樣也有大量觀眾可以在節假日參與、收看節目。

賽制獎勵不同。《中國好聲音》一改各種物質獎勵，獲勝者得到的是名導師在精神上的鼓勵與專業上對選手的指導，而導師們不僅提升了自己的人氣，還可在后續學員的巡演中得到收入分成。《我是歌手》目前為止始終不提奪冠者的最終獎勵，但隨著賽事的進行，參賽歌手們的人氣再次上升，廣告收入也節節攀升，尚雯婕就在節目播出后15天與合作的法國品牌又續了一年半的合同。

三、繁榮背后的思考

在我國，廣播電視業是兼具“政治屬性”和“經濟屬性”的特殊行業，娛樂節目在商業化運作的過程中首先應以社會效益為先。《中國好聲音》和《我是歌手》在制作中加入了本土因素，避免了國外選手參賽時出現的惡意詆毀、大發脾氣等惡性競爭，但仍有人文關懷缺失的一面。2012年，天津孕婦齊雯為了參加《中國好聲音》每次花費將近10個小時錄制節目，在高負荷的運作下不幸流產，並最終離婚。雖然這是賽后發生的，但作為媒體人是否能不以單純的吸引觀眾的標准來選擇參賽選手？即便特殊人群有強烈的願望，在參賽人選的定度上也應把握住人文關懷的尺度。另外，很多選手隻為出名、曝光而來，絲毫不具有社會責任感，因此隻有嚴格把握好標准，才不至於使我國的娛樂節目成為低俗文化的陣地，讓選秀節目成為“蹩腳貨”，也避免產生大量的“白色垃圾名人” 。

在媒介消費時代，觀眾迅速變化的娛樂興趣和口味令娛樂節目的生命周期越來越短，不少電視台通過制作、播出模仿的節目發現，模仿的節目無法了解節目的真正核心，也無法復制節目制作過程，很快就會被觀眾厭惡。而正式引進版權，可以學習和了解國外電視產業的最新“王牌”，讓制作過程少走很多彎路，使自己的團隊更快地成長。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一檔成功的電視節目也是一個具有全球知名度的品牌。在獲得模式授權的情況下，制作方可使用節目品牌作為營銷手段，在尋找節目贊助商和廣告商、提升節目知名度等方面都能如虎添翼[7]。但在嘗到引進版權的甜頭時，我們應時刻思考自己的創新之路。我們學習了國外先進、科學的節目生產機制、創新節目形態后，應建立起原創節目的開發機制。因為，引進節目的同時也不同程度地引進了國外的文化價值觀，勢必會影響我國受眾文化價值觀的形成，有些並不符合我國傳統的文化道德觀念。另外，就在我國觀眾津津樂道某期節目時，《我是歌手》的原版卻正在韓國走向衰落。據韓國《中央日報》2013年1月30日報道，韓國MBC電視台的《我是歌手》第2季收視率下滑嚴重，第3季節目是否開播已成為疑問。在第2季，實力派歌手紛紛拒絕出席，比到后來竟到了發掘無名歌手的境地。另外由於直播的偶然性很大，不少歌手現場出狀況后以各種原因選擇退出，直接影響了節目質量，最終該季節目的下半段重新啟用錄播形式，這又使得觀眾對節目真實性產生質疑。由此可見，高價購買國外節目版權未必就是穩定、持續性的盈利模式。目前，兩檔節目的主要盈利渠道仍是依靠收視率拉升廣告費。《中國好聲音》雖在后期增加了中國巡演和藝人經紀，拓展了生命力和盈利鏈條，但仍缺少相關可盈利的衍生產品。

四、結 語

從“拿來主義”到自我創新，從花錢到掙錢， 想闖出一條自主創新之路並不容易。在“真人秀”節目的設計過程中，是否找到創新的契合點、擁有較強大眾性非常重要，很多體育類真人秀就是因為可參與人群太少而偃旗息鼓。本土特色娛樂節目的創新不僅承擔著社會功能，還將承擔更多的經濟功能。美國的娛樂產業早在2002年就已成為第一大出口行業，展望未來，我國的娛樂節目仍有廣大的發展空間等待從業人員去開發。

參考文獻：

[1] 張君昌,張建庚,曾文莉.中國廣播電視大趨勢[M].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12.

[2] 吳琦.把流失的觀眾唱回來[J].南方人物周刊,2013(6).

[3] 張福起,吳廣善.影視基礎知識高考教程[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2.

[4] 尹鴻,冉如學,陸虹.娛樂旋風——認識電視真人秀[M].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6.

[5] (澳)格雷姆•特納著.許靜譯.電視真實再現探秘[M].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6.

[6] 馬可佳.《我是歌手》成新年廣告吸金王[J].第一財經日報,2013-02-06.

[7] 崔立寧.從《中國好聲音》看中國綜藝節目的發展[J].青年記者, 20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