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矛盾中的現代傳媒

【摘要】丹尼爾•貝爾的《資本主義文化矛盾》雖不是研究傳媒的專著，但他從社會文化的角度對大眾傳媒作了深入的透視。他認為電影是窺探世界的窗口，又是一組白日夢，它具有巨大的感情力量，起到了改造文化的作用。廣告是現代都市生活的標志，是貨物的標記，新生活方式展示新價值觀的預告，廣告所起的作用不只是單純地刺激需要，它更為微妙的任務在於改變人們的習俗。他還批評麥克盧漢是享樂主義時代的預言家，他的理論是緩解人們焦慮的禱文，是心靈的蒸汽浴，是在為人類的夢想做廣告。

【關鍵詞】資本主義文化矛盾﹔傳媒﹔批評

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是美國當代著名的社會學家和未來學家，他的主要著作有1973年出版的《后工業化社會的來臨》和1976年出版的《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特別是《資本主義文化矛盾》已經成為研究當代西方資本主義政治、經濟、文化的重要參考書。貝爾雖不是專業的傳媒研究學者，但由於大眾傳媒是當代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他在《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一書中從社會大文化的視角對大眾傳媒作了深入的透視與剖析。目前，國內學術界主要從政治、經濟、文化的綜合視角給予此書較多關注，但從傳播學角度，對於此書中論及傳媒文化部分則極少關注，本文試就《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一書對貝爾的媒介文化觀作以梳理和評述。

一、貝爾研究大眾傳媒的文化背景

貝爾在《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一書中多處講到電影、電視、廣告、期刊，但他在論述這些文化現象時是把它們作為了資本主義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電影、電視、廣告、期刊與資本主義文化是部分與整體的關系。隻有了解貝爾對資本主義文化的整體態度和思維理路，才有可能對他的媒介文化觀有深入的了解。

什麼是文化？貝爾認為：“文化本身是為人類生命過程提供解釋系統，幫助他們對付生存困境的一種努力。”[1]24“真正富有意義的文化應當超越現實，因為隻有在反復遭遇人生基本問題的過程中，文化才能針對這些問題，通過一個象征系統，來提供有關人生意義變化卻又統一的解答。”[1]24文化除了面對人類的生存困境，解釋人類面對的困惑外，“就社會、團體和個人而言，文化是一種借助內聚力來維護本體身份[identity]的連續過程”[1]81。貝爾之所以要下大功夫研究文化，就是因為資本主義在內在精神上出現了問題，出現了前后對立的不一致狀態，他稱其為資本主義文化矛盾。

貝爾對當代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的研究起步於韋伯和桑巴特。眾所周知，馬克斯•韋伯（Max Weber 1864－1920）是當代西方著名的社會學家，他在其名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1905）一書中認為，所謂資本主義精神即新教倫理，新教倫理的精神內涵是“將苦行僧式的世俗勞作和克己贖罪，同上帝選民重建理想世界的神聖‘天職’﹝calling〕結合起來，轉而強調通過勤儉致富達到拯救靈魂”[1]12。

韋伯認為，新教倫理是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動力。資本主義在早期正是通過克勤克儉的新教倫理，經過艱苦奮斗，才達到上升發達的狀態。但資本主義經過兩三百年的發展在達到頂峰的狀態后，卻喪失了這種精神信仰，奢華和享樂成為第一原則。貝爾非常認同韋伯的觀點，同時，他又在韋伯的基礎上對當代資本主義的精神狀況做了細致的考察與分析。貝爾研究的另一個學術資源是德國哲學家桑巴特（Werner Sombart，1863-1941)，在《現代資本主義》一書裡，他認為資本主義的先天性特征是對於物質的“貪婪攫取性”[acuisi—tiveness]，贏利原則和現世原則使資本主義成就了勇敢、開拓、不安靜和不疲倦的精神氣質。貝爾將韋伯與桑巴特概括的這兩項特征分別定義為“宗教沖動力”與“經濟沖動力”，並細致追索它們的演變軌跡。

禁欲苦行和貪婪攫取好像是一對不可調和的矛盾，但資本主義卻能將兩者完整地結合在一起，或者說它們就是資本主義的一體兩面。前者代表了資產階級精打細算的謹慎持家精神，后者體現了在經濟和技術領域的那種浮士德式的騷動激情，這兩種原始沖動的交織混合形成了資本主義的現代理性觀念。

理性傳統一直是西方文明的特色，不論是科技理性、人文理性，還是經濟理性，都對資本主義的發展起到了關鍵作用。近代西方文明正是在理性的支配下達到了極致。但是物極必反，任何事情都有一個度，理性亦然。在以德國哲學家為代表的理性哲學達到極度輝煌之后，理性法則自然暴露出其種種缺陷。於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尼採、叔本華為代表的非理性主義思潮迅速崛起，開始影響西方文明。近代以來韋伯強調的禁欲苦行被邊沁的功利主義所替代，它沖破了長期以來為人設定的種種規范，肯定了弗洛伊德的本能沖動。非理性、感性、生命沖動、個人體驗在現代文明中取得了合法性地位，並逐步成為正統。葛蘭西認為文化領域存在著文化霸權，馬克思主義者認為，資本主義的文化霸權是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但貝爾認為具有資本主義主宰性的文化則是現代主義。因為現代主義強調自我，強調“不受約束的自我”。這種非理性的張揚自我，以自我的欲望為目的，對於傳統的宗教標准與道德標准造成了巨大的沖擊，也形成了傳統與現代的尖銳矛盾。資產階級原本那種精打細算、嚴謹敬業的自我約束逐漸同他們對於名望和欲望的孜孜以求發生沖突，社會行為已經從宗教那裡轉移到世俗權力手中，現代主義文化成了主宰公眾的主導力量。

現代主義是什麼？現代主義就是對傳統的否定與反叛，就是將群體、理性、規范、道德踩在腳下，張揚自我、感覺、非理性、欲望。現代主義這一根主線從16世紀開始就貫穿了整個西方文明。“它的根本含義在於：社會的基本單位不再是群體、行會、部落或城邦，它們都逐漸讓位給個人。這是西方人理想中的獨立個人，他擁有自決權力，並將獲得完全自由。隨著這類‘新人’的崛起，開始了對社會機構的批判，這是宗教改革的顯著后果之一，它首次把個人良知遵奉為判斷的源泉，對地理和社會新邊疆的開拓，對欲望和能力的加倍要求，以及對自然和自我進行掌握或重造的努力。過去變得無關緊要了，未來才是一切。”[1]61

從文明演進的角度看，現代主義的興起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它是對長期以來理性偏激的一種校正，是對死氣沉沉文化主體的一種激活，是對人的感覺與生命力量的一種肯定，正是現代主義的崛起，西方文化開始了一個新的時代，恢復了文明本身的生命與活力。但是，非理性原則一旦被強調到極致，同樣也是一種災難。放縱自我、放縱欲望，追求奢華、追求享樂，徹底拋棄道德、規范、約束、責任，不管是對個人還是社會都將帶來極大的災害。上帝要人滅亡，必先使人瘋狂。現代文化在肯定人的欲望的同時，在尼採所說的“上帝死了”之后，在拼命追求物質享受的同時，又淪為欲望的奴隸、物質的奴隸、金錢的奴隸。人逐漸異化為“非人”，人在得到自我的同時，又喪失了自我。在現代社會，人類精神的困厄不但沒有因為物質的極大豐富而減輕，反而病情變得加重，人在砸碎宗教偶像的同時，彷徨在精神的廢墟，找不到前行的方向。正如貝爾在書中指出的：“現代主義的真正問題是信仰問題。用不時興的語言來說，它就是一種精神危機，因為這種新生的意識本身充滿了空幻，而舊的信念又不復存在了。如此局勢將我們帶回到虛無。由於既無過去又無將來，我們正面臨著一片空白。”[1]74

存在與虛無，不僅是存在主義哲學主要代表人物薩特和海德格爾思考的命題，也是貝爾思考的命題。如何走出虛無，使存在或者准確地說是“此在”充滿意義，具有價值，這就成了現代資本主義需要破解的文化難題。因為物質的極大豐富並不一定使人感到幸福，奢華的生活並不一定讓人感到充實，欲望的放縱並不能一定使人感到踏實。貝爾給出的答案是人需要重新建立自己的信仰，需要恢復道德的約束。在強調個人自由、權力、平等的基礎上，整個社會和個體本身需要規范和約束。通過對人的欲望約束，使理性與非理性取得平衡，從而保持文明的延續和社會的平穩發展。

二、從文化的立場解析傳媒

文化不是孤立的自生體，文化的根基是經濟。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就是經濟與文化的復合體，經濟上它建立在財產私有制和商品生產的基礎上，文化上它也遵照交換法則進行買賣，致使文化變成可以交換的商品滲透到整個社會。現代文化的產生一方面源於技術的進步，隨著火車、汽車、飛機的出現，人們開始離開封閉的鄉村走向城市和工廠。另一方面，隨著報紙、雜志、廣播、電視、電影、廣告的出現，又使信息廣泛傳播，娛樂的方式更加多樣化。而這一切都建立在資本主義“消費社會”的基礎上，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與消費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生產的目的就是消費，反過來消費需求又刺激著生產。資本主義的文化實際上已經變成以消費為特征的文化，或者說資本主義社會的人已經不需要文化，而隻需要娛樂。文化已經不是藝術，不再追求永恆，不再追求高雅，而是商品，是和其他商品一樣的消費品，目的就是為社會所享用。麥克唐納曾說：“大眾文化的花招很簡單——就是盡一切辦法讓大伙兒高興。”[1]91

貝爾認為，大眾傳媒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意識形態機器。“傳播媒介的任務就是要為大眾提供新的形象，顛覆老的習俗，大肆宣揚畸變和離奇行為，以促使別人群起模仿。”[1]36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大眾傳媒是社會文化改造的先行者，它在改造人們的思想觀念、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滿足人們的享樂欲望、確立人們的價值判斷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關於電影，他認為：“電影有多方面的功能——它是窺探世界的窗口，又是一組白日夢、幻想、打算、逃避現實和無所不能的示范——具有巨大的感情力量。電影作為世界的窗口，首先起到了改造文化的作用。”[1]115比如電影在塑造青少年性觀念方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因為在傳統社會，性的知識既不可能在學校得到，也不可能在父母那裡得到，性是文化的禁區，是精神的禁區，它屬於私人領域的范疇，不能公開。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性的觀念在西方也逐步開放。原來屬於私人領域的隱秘話題經過電影變成了公共領域的公開話題。電影制造了時尚、制造了流行，更新了人們的道德觀念，開啟了人們心中欲望的閘門。作者在書中舉例：米德爾頓的居民世代相傳，認為性是一件可怕的事，人們有關性的行為……總是被盡可能地排斥在視覺和注意力之外。在電影裡卻是例外，年輕人因而都喜歡聚集在銀幕之前。“青少年不僅喜歡電影，還把電影當成了一種學校。他們模仿電影明星，講電影上的笑話，擺演員的姿勢，學習兩性之間的微妙舉止，因而養成了虛飾的老練。在他們設法表現這種老練，並以外露的確信行為來掩飾自己內心的困惑和猶疑時，他們遵循的‘與其說是……他們謹小慎微的父母的生活方式，不如說是……自己周圍的另一種世界的生活’。電影美化了年輕人崇拜的事物，姑娘們喜歡留短發、穿短裙，並勸告中年男女要‘及時行樂’。非法酒店的合法化，以及人們在狂歡聚會上放縱自己的習慣，都為所謂的‘自由’觀念提供了例証。”[1]115路易斯•雅各布斯寫道：“人們一面嘲笑道德觀，嘲笑電影上男女主角老式的‘善心’，一面開始注重物質上的享受。”[1]115

如果說汽車、電影和無線電本是技術上的發明，那麼廣告術、一次性使用商品和信用賒買才是社會學上的創新。戴維·M·波特評論說：“不懂廣告術就別指望理解現代通俗作家，這就好比不懂騎士崇拜就無法理解中世紀吟游詩人，或者像不懂基督教就無法理解十九世紀的宗教復興一樣。”[1]115

論及廣告的作用，貝爾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