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李金銓教授【2】

趙：您通過記者的經歷得出結論：反思對學術研究很重要。為什麼反思對學術研究那麼重要？

李：回到我剛才所說的，學術和生命應該是要結合到一起的，要不然，對學術沒有熱情，那也不過是做一份普普通通的工，還不如去找份賺錢更多的職業。對學術有承諾、有熱情，那是生命很重要的一部分。

趙：但是也有一個問題，當您對生命充滿熱情，完全投入進去，就容易在學術研究中出現價值的非中立。您在《超越西方霸權：傳媒與“文化中國”的現代性》中談到，社會科學研究不可能做到價值中立，是這樣的嗎？

李：社會科學研究人與社會的關系，不僅涉及事實，還涉及價值。在人的世界，沒有價值中立。我有我的價值，這些價值直接或間接地影響我的命題和解釋，但是我推論的過程和証據是可以公開檢驗的。檢驗以后，你可以得到不同的結論，我們可以互相切磋、爭鳴，或求同存異。價值不同，不等於無法互相了解。所謂客觀主觀，不應該是簡單的兩分法，而是互相滲透的。推理過程是客觀的，至於選題則是和主觀價值有很大的聯系。

然而縱使有主觀價值，學者還必須受更大的學術范式引導，也就是和整個學術社群互動的，是其是，非其非，因此我們說學術是公器。所謂主觀，不是說你要干嗎就干嗎，如果這樣，那為什麼要學術？我們有不同的經驗，不同的師承，不同的流派，不同看世界的方法，而且有不同的時代感。在一個共同的時代裡，這批人的看法是比較接近的。以現象學的話來說，就是有不同的解釋社群，彼此可以建立互為主觀的理解。

趙：李老師，您認為新聞學的研究是屬於人文科學的研究，還是社會科學的研究？

李：美國的傳播研究主要是受社會科學影響，英國的文化研究主要是受人文的影響。不管怎樣，我覺得都需要有一些人文價值的關懷，例如自由與平等。社會上為什麼要有新聞存在？如果新聞不是公器，不是報道真相的，不是接受公眾信托，我們做新聞干嗎？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保障言論自由，因為相信言論、新聞、出版是民主社會的基石。連這個基本信念都沒有，新聞就是八卦，你何必浪費生命？我們當年念新聞，都是抱著這種理想主義。

趙：這種理想主義是不是您經常說的終極關懷？您的終極關懷是什麼？

李：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終極關懷。對我來講，自由是終極關懷。我相信是有普世價值的，“自由、平等、博愛”是法國大革命的口號，但是聯合國通過《世界人權宣言》，中國也簽署了。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敢否定這些普世價值，盡管在實踐中常常把它扭曲。

趙：您的終極關懷就是這種普世的平等、自由、博愛，是吧？還回到剛才的問題，當您把新聞學放到人文學科的時候，它的研究方法、研究理念、研究對象和您把它放到社會學的研究方法、研究理念、研究對象可能會有所不同的。

李：可能有，也可能沒有。不一定把界限劃得那麼極端，不一定是兩極化，可以嘗試融合在一起。

趙：應該如何融合？

李：那就是入乎其內，出乎其外，所有的學科都是這樣的。現在歷史和社會學交叉滲透，一方面產生“歷史社會學”，強調社會研究必須照顧具體的歷史語境，一方面產生“社會歷史學”，強調以問題意識研究歷史問題。最好的作品往往是這樣的，韋伯和馬克思就是最好的例子。學一點社會科學的方法，學一點人文的解釋方法，是可以融會貫通的。每個人的素養和興趣各有所偏，有人完全相信社會科學必須向自然科學靠攏，有些人偏向從人文學科吸取養料，但不妨礙有些人希望在社會科學和人文之間做不同程度的融合。學術本身沒有邊界，學術要創新，創新是不拘一格，不要畫地自限。

趙：您的演講中多次談到學術研究應該有問題意識。對於新聞學研究來說，如何來發現問題？如何對這個問題進行解釋？如何對這個問題進行解決？

李：以新聞史來說，純粹流水賬，隻說哪一年發生了什麼事情，沒有探討背后的深層原因或意義，這種新聞史是乏味的。我以前念的新聞史，對知人閱世缺乏洞見，讀完就忘了。你問我怎麼找問題意識，這不是三言兩語說得明白的，我也不敢說得太玄，我倒是常常要學生找最好的著作反復讀，體會人家問些什麼問題，揣摩人家用什麼方法解決這些問題。等到哪一天，他看世界的方法變成你看世界的方法，你就會了。當然要有老師最好，但說到底還要靠自己不斷去悟。

趙：這些是不是就是您常提到的“搔知識之痒”？

李：你要有問題問嘛。要有學術熱情，想知道什麼，想解決什麼，這是第一步。有了學術熱情，還要有訓練。當作家要有天分，當學者一定要有訓練，然后一生努力不懈。要花很多時間去悟，學問到了一定地步，隻能意會不可言傳。在某個階段，我告訴你該用什麼技術或方法，談到境界就要靠自己去悟了。最好的方法，就是找最好的著作反復讀，熟能生巧，中國有句老話：“讀書百遍，其義自見。”要看出味道來，不斷地想：他怎麼會提出這個問題？切入點是什麼？用什麼方法解決這個問題？我怎麼學他？這些隻能說是“道可道，非常道”了。當然，經過功力高的老師指點，可以少走彎路。蘇東坡說：“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高明的人一指點就看得更清楚了。跟學看畫一樣，剛開始看不懂，有人慢慢教，多看，就慢慢懂了。

趙：李老師，您覺得一個好的研究文本最高的水准應是什麼樣子的？一個研究文本拿過來，您怎樣評價好還是不好？有哪些層面？

李：我自己喜歡的研究就是以小見大。主題分明，但意義豐富，一層一層地去剝解，呈現出豐富的意義。我在《超越西方霸權》中說得很多，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參考，這裡不必再重復了。

談到文本，首先我要看得懂，不能曲解意思，不是憑空亂想。學術是個公共的知識，同行可以公開討論，互相交流，質疑辯難，也可以互相對話。當然，對文本的解釋，有人是高明的，有人比較不高明。所謂高明，就是言人所不能言，見人所不能見，或心有同感，但你發揮得特別透徹而有條理。但初學者如果一開始好高騖遠，還不會走路就想飛，一味求言人所不能言，那一定是亂言。高明必須是在平平實實、努力不懈中自然顯現出來的，不是裝腔作勢。

好的分析必須從文本一點一滴去推究，根據平時的知識積累，梳理提煉，構建的解釋有扎實的証據支持，而且是可以跟整個學術同行互相對話的。這個分析既要有內証，也要有外証。內証就是文本的內在邏輯，外証就是這個文本如何跟政治、經濟、文化的變化、條件、語境聯系在一起。

趙：您曾經在一次講座中談到大陸學者對公共領域的一種誤讀，像這種情況您怎樣看待西方學者提出的一些概念跟中國現實脫節的現象？

李：不能生吞活剝啊。許多成天把“公共領域”挂在嘴邊的人，沒有仔細讀過哈貝馬斯，只是抓幾個名詞，望文生義而已。我去內地開會，常常碰到這種啼笑皆非的事。其他諸如“風險社會”，也是標簽化，表示洋東西我也懂。反正不用功，又愛趕時髦。海外當然也有這種人，但畢竟懂的人多，比較不敢明目張膽。研究西學是要有系統的，不能東抓西抓。現在大家浮躁得很，動不動就抄襲，我也是受害者。在海外，抓到的話這輩子就別玩了。在大陸，抄襲的成本太低了，學術規范沒有建立。

趙：現在據說很多海歸也很浮躁，像您這樣的很難找到了。

李：我所學的只是一點點，所以我得深刻反省。第一，在向西方學習的時候要有系統，深入到人家的神髓，不是停留在繡拳粉腿的表面功夫。第二，對西學要有深刻的反省，哪些東西是好用、有用的，哪些東西不一定有用。換言之，第一階段要從西方學起（learn），社會科學是外來的，我們隻能虛心學習﹔第二階段是“unlearn”，知道西學的長短，取精用宏，批判性地接受某些有用的精華﹔還有第三階段，是和西方再度共同學習（relearn），也就是從我們的文化土壤裡面提煉出精彩的視野和范式，希望能和西方學者對話，彼此增進。這應該是三部曲，而且是不斷地辯証性重復。這是個宏大的目標，必須培養一個學術社群，也許要幾代人才能達成。

趙：您覺得這種現狀和哪些因素有關系？

李：第一，社會科學是外來的，不是中國固有的東西，整個思考習慣我們都要從頭學起。第二，中國的學問裡面缺少知識論和方法論。第三，新聞傳播學這個新興學科在中國是無根的，根底淺而秩序亂，雞兔同籠，現在還摸著石頭過河。第四，這跟整個學術發展的畸形有關，管得太多太細，很多東西不能探討，制度不鼓勵獨立思考。什麼無聊的國家項目，評職稱，把有學術志趣的人壓得透不過氣來，應付眼前的事情都來不及。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改善，很難。(作者為鄭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新聞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