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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的生命在於與生命同行——

訪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李金銓教授

趙智敏

2013年07月31日14:59    來源:新聞愛好者    手機看新聞

什麼是學術的生命?在不同的學人那裡,答案亦有差別。有學人說,“學術創新是學術的生命”﹔有學人說,“學風是學術的生命”﹔有學人說,“誠信是學術的生命”﹔等等。在中國大陸特定語境中,因為不同時段及不同時段中的特定問題,決定著學人對於“何謂學術的生命”之回答內容的區別。

何謂學術的生命?是否有一種可能的回答,它適於任何情境以及任何情境中的任何人?就此話題,筆者訪談了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李金銓教授。李金銓教授早年求學於台灣,1971年赴美留學,在施拉姆創立的夏威夷大學東西文化中心傳播研究所攻讀碩士,后在美國密西根大學獲得博士學位。1982年至2004年為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新聞與大眾傳播學院教授。曾任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台灣政治大學客座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客座教授,曾在美國、英國、加拿大、韓國、馬來西亞和華人社會(包括香港、台灣、大陸)的50多所高等院校講學。這些學術經歷使得李金銓教授成就了別樣的學術眼光和視野,也成就了他特殊的學術生命,帶給他對於學術生命的不凡感受。

趙智敏(鄭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新聞學博士。以下簡稱趙):您早年在台灣讀書的經歷以及后來在媒體工作的經歷,對您后來的學術有什麼影響?

李金銓(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教授。以下簡稱李):我從小學開始對政治新聞就感興趣,長大以后也沒有變過。我念大學時,跑到政治系去上很多課,從政治理論、政治制度到比較憲法和條約論都入迷,因為想畢業以后當好的政治記者。后來在美國讀書和教書,我對美國的政治也很留心,每天讀很多報紙,看很多電視新聞,每天早上一定看完《紐約時報》再去上班。我對台灣、香港和大陸的新聞都一路跟得很緊。這些興趣跟我的學術應該是不能分離的,都是我關心的東西。如果說興趣是一回事情,學術是另一回事情,學術不就是一個吃飯的工具嗎?我的路子始終是結合生命跟學術的。

趙:李老師,記得您在一次演講中談道,有一次招聘員工,有一個員工在一家媒體工作了5年,您問他5年對他的研究有沒有影響,他說沒有,最后您沒要他,您還記得這個案例嗎?

李:是這樣的,我在明尼蘇達大學教了20多年書,有一次某名校畢業的博士來申請教職,他原來被美聯社派到拉丁美洲做了5年記者。我問他這5年記者生涯對他的學術有什麼啟示,他說沒有,接著講了一堆拉美國家獨裁者的笑話。我心中很納悶,為什麼他不會把這些笑話轉化成學術問題呢,於是我在開會的時候反對請這種沒有反思習慣的人。他到別的學校去了,學術發展好像不是特別令人矚目。我以為,如果學術和生命可以分離的話,那是假學術。

趙:李老師,您能談談您早年的生活經歷對您的學術的影響嗎?

李:問題太籠統了吧?我想念新聞的人總是對文學感興趣,喜歡寫文章的。我念初中的時候,從鄉下到鎮裡面念書,所有的時間都泡在圖書館裡,東看西看,看到最后留級了。靠自己摸索,乏人適時指導,我一輩子都有看各種雜書的習慣。

趙:留級了?說說您成長的過程,比如說高中。您在一篇文章中談到,大學畢業以后去一家報社。其實您是喜歡做記者的,后來發現也喜歡做研究,終於又有一個契機去美國讀書,是這樣的吧?

李:我在高中參加中文作文比賽、英文演講比賽,反正是在鄉下,競爭不激烈,我都得過第一名。我想做新聞記者想瘋了。每一份職業都有神話的成分,空中服務員叫作“空中小姐”,護士叫作“白衣天使”,做新聞記者的人都有一種英雄氣概,有使命感,想為民喉舌。我念了新聞系,反而詫異新聞系課程怎麼這樣空洞,於是大部分時間都挪到政治系、外交系去了。我想做政治記者,做政治記者要有政治學常識,我花很多時間在政治系裡面。

當時有個陳博生獎學金,台灣各新聞系的學生都可以報考,金額最高,也是很高的榮譽。我僥幸考取了。考我的是“中央社”的總編輯和副總編輯,他們問我將來想做什麼,我說想先做記者,但最終想做專欄作家。正好總編輯天天為台北5家報紙寫社論,他眼睛一亮,對我特別青睞。大學畢業,服完義務兵役,我去報考“中央社”,總編輯把我當子弟兵看,因為是他給我陳博生獎學金的。

那時我在國外新聞部上大夜班,半夜12點到清晨4點,通宵獨守新聞室,密切注意外電的動向,如有重大新聞,立刻翻譯傳發給台灣各報。記得有一個農歷除夕,黎明時分,外邊鞭炮已經陣陣聲響了,我突然覺得孤影自憐,這時瞥見報紙有個一欄小標題,說夏威夷的東西中心在招生。我去考了,考上了,總編輯勸我放棄,說再做一年派我去倫敦。我說,我去讀讀書,兩年后回來。

總編輯想訓練我寫社論嘛,給我創造機會。1970年北美和歐洲經濟不景氣,風聲鶴唳,很多中國學人和工程師都失業了。“中央社”叫資深特派員從各地發回通訊報道,總編輯交給我這個初出茅廬的助理編譯總匯,改寫成一系列的文章,在各報紙連載5天。總編輯很器重我,我答應出去看看世界兩年后回來。(后來轉進學術界,就沒有履行口頭約定了。)

到了夏威夷的東西中心,是一個新的天地,開始接觸到很多不同的新東西,尤其是認識傳播學的創始者施拉姆,還有許多著名的學者,眼界大開。我發現自己還可以讀書,不如試試看,看能不能攻讀個博士。在另外一位名學者羅杰斯的引薦之下,很幸運地進入密西根大學,那裡的社會科學是一流的,我念的博士班是由新聞系、政治系、心理系和社會系四個系合組的。我是第二屆,那一年收四個人。我的博士班跟別的不太一樣,是跨學科的,因此我有六成到七成的課程都在社會系和政治系學。我原來在大學花很多時間在政治系,念博士班時花很多時間在社會系和政治系,這就合力塑造了我的學術方向和旨趣,始終結合傳播學和社會科學看問題。

趙:您說您在研究任何一個問題時都考慮背后的脈絡,這種求學的經歷可以說是脈絡形成的基礎嗎?

李:我習慣從政治、經濟、文化的脈絡看傳播,也從傳播的窗口看到政治、經濟、文化的脈絡。

趙:您在2008年時回到了政治大學,在您做的演講中您一直覺得自己是隻“孤雁”,您還記得嗎?這個視頻我在網上看了兩遍,我一直在想其實那個時候您在華人圈裡已經非常有名了,您怎麼會覺得自己是一隻孤雁呢?

李:因為我沒在台灣教過書嘛,一直在外面飄蕩。

趙:您覺得隻有回到台灣才能找到歸屬感嗎?

李:不是歸屬感的問題,因為我是在那邊出生、長大、受教育,卻從來沒有在台灣教過書,多少有點遺憾。我從美國畢業以后就來香港,又到美國去教書二十幾年,來來回回幾次香港,台灣的朋友老問我為什麼不回去。2008年回去客座,猶如雁子歸巢。

趙:那為什麼說是孤雁?沒有同路人嗎?

李:雁子群飛,我自己挂單在外面嘛,沒有什麼特別意義。

趙:我覺得您的這個提法挺有意思,難道內心裡您有一種深深的孤獨感嗎?找不到對話的人嗎?

李:也不是那個意思,因為老不在家鄉,當然會自問為何一輩子都在外面。

趙:是不是李老師骨子裡還是有中國傳統文人的情懷,試圖通過自己的文字、聲音以及筆端干預什麼、改變什麼?

李:中國士大夫情結是“以天下為己任”。但是西方知識分子的傳統強調人格獨立,思想自由。我有話就說,盡量說道理,擺証據。改變什麼就難說了。但的確常有認識或不認識的人告訴我,對他們有啟發,大概是他們客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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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韓鑫(實習生)、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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