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子論文]從關系空間的構建解讀微信的人際傳播【3】

（三）強關系主導的關系空間

微信對人際傳播空間的構建，還體現在微信營造了一種強關系主導的關系空間，這種關系空間相對QQ的窄化、集中而言，顯得更為復雜和寬泛﹔相對微博的鬆散、零碎而言，又顯得更為清晰和直接。微信的人際傳播空間實現了一種介於二者之間的強關系主導，弱關系退居其次的關系空間。這種強關系的主導趨勢，集中體現在微信用戶對適合熟人交流的強關系功能模塊的選擇上。

強弱關系理論源自美國社會學家馬克•格拉諾維特（Mark Granovetter） 。他認為，在傳統社會，人們依賴自己熟悉的人進行社會認知，這是一種“強關系” (Strong Ties)現象﹔同時，那些看似邊緣、陌生的關系也能提供某種社會認知，稱之為“弱關系”(Weak Ties)[12]。當然格蘭諾維特的視角是基於美國文化的理解。與之相對的，華裔學者邊燕杰提出了強關系假設。即認為中國社會並非美國的弱關系社會，而是一個強關系社會[13]。邊燕杰教授的觀點為解釋微信為何回歸到一種強關系主導的關系空間提供了一個文化的參照。

智能終端與用戶實現了人機空間移動的一體化，微信用戶能夠隨時隨地與對方交流信息和分享體驗，信息傳播的有效到達率和實時接收率大大提高。本文基於對300位微信用戶（有效數據296份）關於微信功能使用情況的統計分析，得出如圖2所示結果。圖文信息傳送、對講功能以及公眾號推送成為微信用戶最常使用的功能，相比之下，搖一搖、漂流瓶、查看附近的人等功能則隻被少部分用戶所接納。參照圖1關於各功能模塊空間屬性的趨向能夠得知，總體而言，用於開辟、構建、維持和強化弱關系的功能模塊使用率仍處在較低水平，更多的用戶選擇將其用作熟人之間維持和強化練習的渠道，構建和鞏固某種強關系。

圖2 微信功能使用情況分析

而這種強關系之所以能在微信上得到如此充分的維系，最直接的原因在於，微信最初的人際交流對象是來自基於手機通訊錄、QQ好友等為代表的熟人強關系人際社交圈。所以微信在構建用戶的人際交流關系空間之初，便有了先天的優勢，直接嫁接已經相對穩定的關系空間，再運用微信所獨有的實時交流和圖文音視頻並茂的特征進行人際關系的鞏固，現實一種基於移動互聯網的強關系空間的構建。

微信相繼推出的“搖一搖”、“漂流瓶”和“查看附近的人”等功能，試圖將人際交流關系空間擴展到陌生人層面，以拓展弱關系鏈。但由於強關系鏈先入為主，弱關系存在不穩定性和不可靠性，弱關系最終沒能在微信的人際傳播關系空間中得到進一步的鞏固，最終處於被淡化的狀態。這種強關系主導的關系空間成為了微信用戶賴以交流和分享的基礎。

三、微信的人際傳播模式解讀

微信通過構建起一個強關系主導、虛擬關系與現實關系交疊的人際傳播關系空間，淡化了人際傳播的物理空間屬性，強化了人際傳播的關系空間屬性。微信從人際傳播的層面帶給了用戶良好的信息傳播與分享的體驗。基於上文對微信人際傳播關系空間的分析，以下將通過帕諾阿爾托學派的關系傳播理論和布爾迪厄的場域理論來解讀微信的人際傳播模式。

（一）編碼與解碼的情境性

帕諾阿爾托學派的關系傳播理論認為，傳播研究對傳播或交流的認識必須要考慮到關系問題，考慮到交流發生於其中的情境（context）[14]。當人際交流進展得比較順利時。那就意味著交流者雙方對“停頓”或者交流的意義有共同的認識。人們知道話語從哪開始, 在哪結束會對關系產生積極的意義[15]。而這種意義得到共識是建立在編碼和解碼的基礎之上。人際傳播在編碼和解碼過程中需要結合具體的情境信息才能有效完成對對方所傳遞信息的解讀，並作出相應反饋。

按照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觀點，有效的人際溝通需要建立在編碼和解碼的情境性上，他曾指出，“獲得個體的信息，有助於定義情景，能使他人預先知道該個體對他們寄予什麼期望，以及他們或許可以對該個體寄予什麼期望”[16]。基於互聯網的人際傳播，不同於“面對面”的人際傳播模式。在基於網絡交流的關系空間中，傳受雙方對彼此的語境和情景把握上不如“面對面”交流那麼直觀和透明，因此，需要打破這種情景上的不透明，來實現關系空間在情境性上的提升，構建一個相對透明和更具情境性的人際傳播關系空間。基於微信的人際傳播模式以其實時交流和圖文音視頻並茂的特征實現了傳受雙方編碼解碼的情境性。

移動互聯網在傳播空間上實現了人（who&whom）與媒介（in which channel）在空間移動上的高度一體化，提高了人際交流的有效到達率和實時接收率，增強人際傳播過程中編碼解碼的情境性，這對於維系和鞏固既有的人際關系而言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編碼和解碼的情境性能夠實現對對方所處情境的某種透視，增進交流過程中對對方語境的理解。Kakihara,M.,&Sorensen,C.在“第35屆夏威夷國際系統科學大會”（HICSS35）提出，移動性的三個方面——空間、時間和語境[17]。基於微信的人際傳播模式則實現了真正的時空和情景的移動。

基於微信在人際傳播的關系空間上呈現出三個新的特性。其一，傳播者（接受者）與傳播渠道的空間一體化。這是由於智能手機等移動終端真正實現了人與機器之間的綁定，傳播者（接受者）能隨時隨地的保持與智能終端在同一個空間位置上，二者的物理空間實現了疊加，不會由於不方便登陸而錯過重要信息，提高了信息傳播的有效到達率和實時接收率，能很大程度上提高人機交流的效率和體驗。其二，實現了時空的移動化。移動化將人際傳播的雙方從原有的固定空間中解放出來，進入一個可自主轉換的移動空間。基於PC的人際傳播一定程度上由於傳播渠道的位置被固定下來，也使得傳受雙方被固定在傳播媒介的同一空間才能完成人際傳播的過程，人成為了被動的一方。而基於移動互聯網技術的微信，則通過人機空間的一體化，人被解放出來，成為主動的一方。其三，人際傳播的情境性得以增強。微信提供了一種圖文音視頻全媒體式的實時交流平台，實時交流和圖文音視頻並茂的特征很大程度上加強了傳受雙方對傳播內容進行情景化的編碼與解碼。

（二）現實場域與虛擬場域的轉換

“場域”最初是一個社會學的概念。所謂“場域”，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把它定義為“在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系的一個網絡（network）或一個構型（configuration）”。布爾迪厄認為，“在高度分化的社會裡，社會世界是由具有相對自主性的社會小世界構成的，這些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邏輯和必然性的客觀關系的空間，而這些小世界自身特有的邏輯和必然性也不可化約成支配其他場域運作的那些邏輯和必然性”[18]。場域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其維系的關鍵在於各種位置之間的客觀關系。

按照布爾迪厄的觀點，筆者將人際傳播的關系空間設定為現實和虛擬兩個場域。微信實現了一種以強關系為中心的，現實場域與虛擬場域的靈活切換。過去那種“面對面”式的人際傳播模式，傳受雙方處在相同的物理空間，“當下”與“現場”成為主導互動的重要元素，分開則意味人際傳播活動的終止。這種傳統的人際傳播模式對現場的依賴性極大。但在微信這種強關系主導的關系空間當中，雙方本身處在某種強關系的兩端，盡管是在一個虛擬的場域，而非“面對面”的現實場域，這種關系仍能得以維系。線上的虛擬場域成為了線下現實場域的一種延伸和擴展，線下的現實場域對線上的虛擬場域又存在某種促進和引導。在基於微信的人際傳播過程中，很多情況下，微信用戶都能實現人際交流在虛擬場域與現實場域的順利轉換，並以此為循環，根據具體情境選擇與對方約定進入何種交流場域。當然，這樣的轉換很大程度上依賴於這種強關系主導的關系空間。

某種程度而言，基於微信的人際傳播空間將“虛擬”和“現實”兩個不同場域空間涵蓋其中，並以關系將二者打通，真正實現了兩個場域的無縫轉換。人際傳播中的關系成為了虛擬和現實兩個場域得以連結和轉換的紐帶，也成為了這種人際傳播模式得以順利實現，有效運作的核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