貼標簽與非在場：農民工媒介再現路徑反思【2】

三、報道的悖論與反思

通過對兩種路徑的梳理和分析，可以發現，媒體主要通過標簽策略、對議題主體的逐離、議題內容的選擇偏向以及強化農民工與城市居民之間對比等策略，實踐其對農民工群體的污名化、扭曲化再現。此時，媒介再現的一個悖論就開始浮現出來：即一方面，媒體代表政府和社會主流群體，對農民工群體寄予了大量的人文關注和關懷，增加了農民工群體的再現，並努力為他們的合法權益呼吁﹔另一方面，有意無意的偏見、歧視和冷漠，卻頑固地隱藏在大量報道之后，為此，媒體也一直承受著社會對其污名化農民工群體的批判。本文的目標不僅在於揭示媒體的偏頗，更在於採取媒介批評和人文批判的學術取向，分析其深刻的社會影響，追溯其形成根源。

1.政府關懷的虛空與農民工自主話語權的缺失。我們不能否認，政府和社會主流人群抱有關懷、支持農民工群體的良好用心﹔媒體也經常發表以人文關懷為主題的農民工報道，試圖營造一種積極、和諧的傳媒語境。但是，媒體受政治權力和商業邏輯鉗制的不由自主，會體現在媒體的各種話語生產實踐中，最終也會體現在農民工議題的議程設置和話語表達中。農民工人數眾多，本身的特質內含有新聞價值，政府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等等因素，激勵著媒體把農民工當成一個標簽，四處與各種議題連結，來創造另一個新聞價值，或說是增加新聞聳動性，客觀效果上為農民工貼上了各種污名標簽。就媒體的不由自主這個思考點而言，媒體對農民工議題的關注，隻能採用政府邏輯，完成媒體的宣傳使命﹔隻能採用城市視角，迎合市民趣味，分隔人群以顯示市民優越感。在受困的語境中，媒體對農民工“沐恩者”、“需救助的弱者”等形象連篇累牘地報道和宣揚，最初的宗旨必然會發生變化﹔報道已成為一個載體，承載著政府政績和政德，承擔著市民的良善與仁心。因此，這種報道是一種自上而下的、俯視角度的關懷，擺脫不了“貼標簽”、農民工“非在場”的宣傳實質，有“偽人文關懷”之嫌。

雖然不斷地“被”見諸報端，農民工群體卻沒有自主的意識和主動的姿態，來採用合適的媒體權力策略，借助媒體對自身的再現契機，向社會展現全面、真實的形象﹔更未能借助媒體對自身的大量報道，拓展自身原本稀缺的媒介表達領地，增加自身原本微弱的話語權力，改變普遍的失語狀態。從表面上看，有沒有話語權是指一個群體能不能說自己想說的話，而根據葛洛斯的觀點，抵抗主流媒體霸權最有效的形式是“讓我們說出我們自己，[5]”或者說，能否說出自己的實質，是該群體在社會上能否有效地維護自己正當權益的重要標志。因此，當我們反思對農民工社會處境的媒體再現時，必然能夠發現：一是農民工有意無意間被污名化﹔二是處於被關懷的地位﹔三是處於被表達、被代言的狀態。總而言之，農民工沒有爭取到發言權和形象建構權，不能作為一個有著自己正當利益訴求的社會群體進行理直氣壯的自主表達，依舊處於一個邊緣的位置。此時，政府和媒體對農民工的人文關懷，實質上隻能處於效果虛空的狀態。

2.人群的撕裂與社會斷層。按照格伯納的培養理論，媒體所提示的“象征性現實”會在不知不覺中制約人們對現實的認知。媒體關於農民工形象的污名化構建，扭曲了城市受眾對農民工群體形象的正確認知，擴大並強化了社會主流群體對農民工的刻板印象。遺憾的是，一旦農民工無法獲得自主的話語權與形象塑造權，無法客觀、全面、真實地呈現自我，就不能有效抵抗媒體的扭曲和負面傳播偏向。

不僅如此，符號互動理論認為，自我是人們在與他人互動的過程中獲得的，就好像他人是一面鏡子，我們從他人那裡認識自己。換句話說，在某種程度上，媒介所設定的污名化形象會成為農民工對自己印象的定位。他們會不自主地強化這種被標簽的形象和行為，將其作為行為標准，從而使媒體宣揚的刻板印象惡化為一種“自行應驗的預言”。農民工對自身被扭曲形象的自主放大，將加劇農民工這一群體與其他人群的分離，最終造成人群的“撕裂”和社會的“斷層”[6]，也影響著社會的和諧與穩定。

3.根源：媒體雙重旨趣的反映。關於媒體扭曲再現的原因，學者們的觀點集中在：媒介編碼與受眾解碼無意識之下的參與﹔媒體社會責任的失位﹔媒體從業者新聞專業主義的缺失等。他們據此提出以理性的新聞價值觀、新聞專業主義和人文關懷精神來修正[7]。只是我們不能僅僅歸因於媒體的短視或專業精神的欠缺。我們需要把農民工議題放置到政治權力、經濟資本、媒體屬性、社會群體文化（市民代表強勢階層和中間階層的利益和價值觀）等力量制約的新聞場中給予觀察。媒體偏見和再現悖論，實質是政府關懷落空與社會分層下群體排斥的混合產物，鏡像著農民工社會地位和生存狀態，更是媒體雙重旨趣（意識形態宣傳功能和廣告商重視的市民媒介消費趣味）的直接反映。

要使媒體對農民工群體社會處境的再現趨向比較理想的狀態，農民工的全面利益和權利，包括政治權利、社會權利，以及涵蓋經濟利益和社會生活的各種需求，都理應得到充分的表達。更重要的是，社會的表達體制要能夠支持媒體，鼓勵媒體賦予農民工更主動、更積極的傳播權利，拓展農民工自主表達的渠道與可能性。這樣，農民工的表達才能從被代言狀態轉為自主表達，而不再是被關懷的結果。

本文以媒體“再現”社會真實效果這樣的一個論點，來探討媒體再現一方面賦予了農民工群體可見度，但另一方面卻也操控和強化了農民工污名，卻仍沒有賦予他們自主的表達權利。當然，研究的目標取向，並不單只是想展現與控訴媒體對農民工報導的偏頗，也是希望通過對媒體再現路徑和策略的細致梳理，提出一個思考的方向：即媒體的報導是當代社會階層流動控制意識及鞏固市民傳統霸權的重要機制。也就是說，媒體的報導並不僅僅反映社會的現況，而是“再現”了另一種象征事實，在這樣的過程中，媒體報導的產制事實上是受到既定的社會制度或規范所影響的，因此其報道有可能再度鞏固了違反社會公平需求的體制。

（作者系：上海大學影視藝術技術學院，上海師范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

參考文獻：

[1] (美)Larry Gross.1989.轉引自Jennifer Harding.林秀麗譯.Sex Act: Practices Femininity and Masculinity[M].台北:韋伯出版.2000(58).

[2] 李紅濤,喬同舟.污名化與貼標簽:農民工群體的媒介形象[EB/ OL].http://wenku.baidu.com/view/17a41e6ba45177232f60a294.html.

[3] 喬同舟,李紅濤.農民工社會處境的再現:一個弱勢群體的媒體投影[J],新聞大學,2005(4).

[4] 孫正好.有關農民工報道的議題分析—以人民日報2000-2010 年的報道為例[J].調查與研究,2011(4).

[5] (美)Jennifer Harding.林秀麗譯.Sex Act: Practices Femininity and Masculinity[M].台北:韋伯出版,2000(58).

[6] 孫立平.城鄉之間的新二元結構與農民工的流動[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4).

[7] 陳文高.當前農民工媒介鏡像批判[J].學術交流,20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