貼標簽與非在場：農民工媒介再現路徑反思

摘 要：農民工群體的媒體再現，是其媒介話語權力的某種表象反映。媒體在符號互動和議題呈現兩個路徑上，以標簽化和議題主體“非在場”逐離兩種策略，實踐著對農民工群體的污名化、扭曲化再現。這兩種路徑的存在，暴露出農民工媒體再現的一個悖論：即媒體關懷的動機與實際再現效果的矛盾。媒體的偏見及其再現悖論，也揭示了政府關懷與農民工自主話語權實質上的雙重虛空﹔其根源隻能追溯至社會公平的不合理現實。

關鍵詞：農民工﹔媒介再現﹔話語權

自20世紀后十年“民工潮”產生起始，農民工議題在媒體上就保持著相當的熱度。葛洛斯提出，媒體的再現賦予各種群體不同的可見性和權力，或者說，媒體中的再現即是一種權力[1]。雖然媒體可能潛在地賦予弱勢群體正面的可見性，而且讓他們從被隱形或負面描述所導致的壓迫中解放出來，但這種再現的方式往往充滿了偏差，而且隻反映了精英分子的興趣。就農民工處在一個社會弱勢群體的角度而言，媒體的高報道率確實增加了農民工的社會可見性。然而，可見度的增加，是否意味著農民工已在媒體上取得了主體性，獲得了相關權利？本文透過農民工媒體呈現的繁榮假象，從媒體的標簽化符號互動和議題呈現的主體“非在場”兩種路徑層面，梳理前人成果，分析媒體是如何踐行對農民工群體的扭曲再現的﹔並揭示一個悖論：即媒體關懷的良好動機與實際再現扭曲效果的矛盾沖突﹔進而基於路徑悖論的追索，分析扭曲再現的深刻影響與形成根源，回答農民工的媒體權利和主體性能否借媒體再現而獲得這個疑問。

一、多重標簽下的污名強化

“污名化”甚或“妖魔化”，是研究者描述農民工媒體再現扭曲性質，相比於偏見、歧視等更為嚴重，也更為形象的概念﹔與“標簽”一樣，兩個概念均借鑒自社會學。發生在城市市民和流入城市的農民工兩個社會群體之間的、用“不堪”的詞語專門“指代”農民工這個社會群體，並使偏見逐漸成為社會對農民工主流評價的過程，就是農民工的污名化進程。在農民工污名化過程中，處於強勢且施加污名的一方，最常用的一種策略即是“貼標簽”。媒介與農民工的污名化進程有著不可置否的關聯，往往就是標簽的制造源頭。本文梳理並補充了相關揭示性的成果，總結出媒介加諸農民工群體之上常用的三類標簽策略：

1.強調身份與稱謂，渲染農民工城鄉邊緣人的地位，突出農民工與城市居民之間的對比反差，從行為禮貌、道德水平等方面給農民工貼上貶義的標簽，從而反襯市民階層“文明”、“講道理”，突出其優越感。本文統計了《新民晚報》2007年1月1日∼2012年12月31日關於農民工稱謂的文章篇數，可以看出，“外來務工人員”這個中性詞語出現的次數雖然在近幾年成上升趨勢（94∼173篇），但仍遠遠少於“農民工或民工”（40∼580篇）。而關於農民工與城市人之間沖突和矛盾的新聞屢見不鮮，農民工搶劫、偷盜、影響城市形象等社會新聞經常訴諸報端。

2.卑賤與異端，是農民工污名化的一般鏡像。通過對標簽的識別，可以粗略地勾勒出媒體污名化的一般圖景。媒介負有建設和諧社會的輿論引導使命，我們很難指責其對農民工群體有妖魔化的主觀故意和組織行為，但如指向殺人、偷盜、欺騙、強奸、搶動、訛詐、械斗等違法犯罪行為的報道，如《6民工洗劫金庫97萬元》等，確有妖魔化的趨向。更多的是有一般污名性質，渲染農民工卑賤與異端特質的標簽。一是“骯臟”、“沒素質”、“不文明”這些指向外貌與舉止的標簽，如《一群民工當道”裸睡”》中“隻穿一條內褲的建筑工人”﹔二是“粗野”、“蠻橫無理”、“不遵守城市的規范”等指向日常行為層面的標簽，如《誰也甭走》中“滿嘴噴污的打工仔”﹔三是指向一般小偷小摸等違紀、違法指向人格品質與道德水准的標簽，如“天價葡萄案”的“饞嘴民工”﹔四是指向平庸無能、無知、可笑指向能力智力的標簽，如《交警下廠教外來工過馬路》中外來工似乎愚笨到“不會過馬路”﹔五是某些戲劇化的，以奇異、驚悚為賣點的標簽，如“跳樓秀式的無理取鬧”、“看黃色錄影”、“神經錯亂的民工”等，它們對應了“愚昧”、“精神疾病”、“性壓抑”等怪異特質[2]。

3.弱者與沐恩者。農民工等弱勢群體是黨和政府重點關懷、扶持的對象，因此，媒體為發揚人文關懷精神，對農民工的“關愛”、“溫暖”等新聞題材也就成為常見的選擇。遺憾的是，在這種報道中，農民工一般作為政府作為的客體出現，即作為被關懷、被幫助的弱者和“沐恩者”而存在，如《解救被困民工》、《市長兩問有無拖欠工資》等。據統計，在“以農民工為主角的個體事件”報道中，“受侮蜃與損害者”這一形象類型的比重為48.8%，接近全部形象類型的半數[3]。而“政府應對農民工問題的措施與成效”和“營造社會互助和諧的氛圍”這兩個角度的報道數量就佔據了《人民日報》同時期農民工報道總數的76%[4]。

媒體對農民工群體扭曲再現的過程，就是一個不斷深化和渲染農民工負面形象的過程。一個標簽，最初可能隻與某群體中的個體（個別素質較低的農民工）相連，隨后，這一標簽可能被更多人接受用來指稱某一特殊的群體（農民工）。而媒介借助自身強大的話語權，通過帶有指向性的污名化言語來制造標簽。並將標簽向大眾散播以引起更多人對這些標簽的共鳴和呼應。這些標簽反映的“骯臟、卑賤、弱者”等特質，經由媒介的培養功能發揮作用，就會被確認為農民工的固有本性，最終形成大眾對農民工根深蒂固的歧視與偏見。

二、“非在場”的議題中心

農民工當然是媒體議題的中心，但似乎又游離於議題之外。在對卷入農民工議題的主體呈現與形象塑造中，在對農民工社會處境的披露中，都會有著具體而微的體現。

首先，政府才是議題設置的主導者，也是報道的表演主角。為了完成政治權力的宣傳任務，並規避可能的風險，媒體往往採取政府的立場看待農民工議題。李紅濤對三份報紙一年內的報道作抽樣內容分析發現[3]，就報道對象而言，以農民工為對象的新聞佔總體報道的48%﹔政府居次，佔總體的40.2％。而在報道內容方面，有約3/4的內容集中在了政府作為（佔39.2%）和農民工個體事件（佔36.4%）的報道上。也就是說，看起來，農民工和政府均是媒體聚焦的重點。只是，農民工報道成為突出政府工作成績的道具，沒有農民工的話語空間﹔或者說，農民工在新聞報道中是被虛化、空殼化地存在著。

其次，市民階層既是議題的另一主角，又是議題的圍觀者。一是媒體及其從業人員立足於市民階層，習慣於採取狹隘的城市立場和視角，不自覺地擁有強勢、優越心理。因此在新聞的敘述與評論中，言辭缺乏一些人性關懷，態度有時居高臨下。即使是一些表達良善和伸張正義的新聞，也因此而變了味道。二是媒體並不關注農民工的社會處境的整體、全面報道﹔喜歡以市民趣味羅織新聞，報道流於低級媚俗和淺表化﹔深層次的制度反映的報道更為不足。如反映生存狀態的農民工社會處境的報道，僅佔9.8%。本文統計發現，2011年《新民晚報》以滿足城市社會的庸俗趣味為視角的農民工報道佔到了農民工報道總數的55%，從農民工的視角描述農民工真實生存現狀及問題的報道僅佔了18%。

第三，媒體易於將農民工的弱勢社會處境簡化為經濟和工作環境，並將農民工塑造為“經濟利益被侵害”的“弱勢群體”。在所有單項的社會處境報道中，經濟利益侵害狀況佔有半壁江山，為45.3%，而惡劣工作環境的報道次之，佔有15.1%的比例。也就是說，農民工的弱勢被高度集中於經濟處境方面﹔其利益訴求簡化為經濟利益。這種聚焦，成功地將農民面臨的主要矛盾集中於與雇主的矛盾，而遮蔽了另外的多重（如政府、市民等）矛盾，從而忽視了對農民工政治權利、社會權利等的關注。

媒介的這種報道宗旨，必然忽略了農民工的自我感受，把農民工塑造成了一種毫無勞動價值、渴望別人幫助的淺表化和單一化的“弱者”形象，無法還原農民工真實、復雜和多元的生存狀態。另外，這種貌似關懷下的負面情緒、意識的暗示培養，可能會削弱農民工的創造性、積極性和主人翁意識，使農民工承認並強化夸大自身的“沐恩者”形象。最終，媒介以間接的方式完成了對農民工污名化的再次實踐。

農民工議題理應以農民工為中心，呈現他們的整體形象，表達他們的利益和心聲。其他主體如政府、市民、雇主等，都是因為與其發生關系而進入議題的范圍，因而不能暄賓奪主。遺憾的是，農民工現身媒體的最大資本卻是其特定身份和遭遇，他們憑此為媒體提供了大量話題，而自身對議題的影響和積極的塑造能力卻相當薄弱。大多時候，“他們是不在場的，是游離的，他們總是在被看、被討論、被塑造，而這種看、討論和塑造又似乎離他們很遙遠”[3]，種種與農民工利益密切相關的議題，卻似乎與其無關，更與其本身的積極主動的參與無關，這就是農民工在新聞場中的尷尬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