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際廣播電台 楊瓊：一路向南

我出生在我國最北的省份，但是名字裡卻有個“瓊”字，這是最南的省份的簡稱。冥冥中仿佛注定，我與海，與海之南，有著莫名的緣分。而我的記者生涯也是從登上軍艦那一刻開始。

我們來看一幅地圖，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版圖。從小在地理課本上，我們就知道，我們版圖的最南端是在曾母暗沙。在島上，徐曉波是一名從軍10多年的老兵。大年三十那天，徐曉波負責值班，我們就約好，我們在戰位上一起過除夕。徐曉波跟我提出了一個請求，他特別希望我給他拍一張值班的照片發在網上讓家人看看，因為他已經十年沒有跟家人一起過年了。兒子９歲了，可是他們在一起的日子屈指可數。雖然心裡充滿了內疚，徐曉波也有很多驕傲。他說，自己文化程度不高，但是唯一能輔導孩子的功課就是地理。他會在世界地圖上給兒子指出，“這裡是南海，這裡是馬六甲海峽，這裡是紅海，這裡是亞丁灣，這都是爸爸的艦艇航行的地方！“

從此，隻要老師在課堂上提起世界地圖，他兒子就會驕傲地指著地圖說，我爸爸在世界地圖上面上班。他年幼的兒子可能還不明白，這些深藍色的航線記下的是爸爸的驕傲，更是一個國家崛起的航跡。

曾母暗沙是我國版圖的最南端，而有官兵駐守的最南端則位於南沙群島的華陽礁。去年上華陽礁，我見到了一位駐守南沙十五年的老兵，他叫張曉剛。我們開玩笑說，本來是哥哥的年紀，卻想叫聲大爺。那是由於他的臉上刻著海風海水沖刷的痕跡，看起來格外蒼老。按理說，在那麼遙遠的地方，最期待的應該就是收到家裡的信。但是張曉剛卻偏偏最怕看到信。我問他為什麼，他給我講了這樣一個故事。那是他剛當兵不久，島礁上的通信條件還比較差，幾個月才能收到一封信。有一天，終於收到了家裡的好多來信。他打開第一封信，說你養了好幾年的老母豬死了﹔第二封信說爸爸生病了，不用擔心家裡﹔當他打開第三封信，上面說，爸爸已經去世了。

十幾年過去了，南沙的通信條件已經得到了極大的改善，張曉剛依然駐守在國土的最南端，守衛著這片並不安寧的藍色國土。臨走時，張曉剛送給了我一朵種在罐頭盒裡的太陽花，那是南沙島礁的礁花，那朵花向著太陽，也向著家的方向。

我在南沙問很多駐守在那裡的官兵：“你們想過離開嗎？”

他們回答：“礁盤再小，代表的是國家的主權。隻要祖國需要，我願意在南沙呆一輩子。”

回來之后，我把一路上的故事通過國際台的65個語言的廣播播出后，受到了很多聽眾的關注。一位來自澳大利亞的華僑給我發了一封郵件，他在信裡說，謝謝你，告訴了我們一個真實的南沙。

很多人羨慕記者隨時都有一次說走就走的旅行。其實，這場旅行也是一次不得不走的旅行。這一刻，無論你是在被窩裡，還是在假期中，下一刻你就可能身在地震現場，身在空難現場，身在暴恐現場。雖然身在何方無法選擇，但是我們既然選擇了這條沾滿泥土的路，也就選擇了一條叫做責任與堅守的路。

今年是我當記者第六個年頭了，說長不長，說短也不短。在六年裡，我曾經在出海的時候因為暈船吐得七葷八素而想跳海，曾經暈倒在海拔５０００米的阿裡雪山下，曾經因為採訪神舟飛船發射差點沒錯過自己的婚禮。但是，反而是這些小小的磨難讓我更加珍視記者這兩個字賦予我的神聖使命。感謝記者這個職業，讓我在最美的年華見証了這個國家最美的一面。我所講述的這個故事的主人公，他們不是道德模范，不是時代先鋒，他們的名字可能不會被很多人記住，但是他們是最基層最可愛的守護者，他們用責任與堅守挺起了一個民族的脊梁。

１９世紀末，清代政治家魏源在《海國圖志》中設計了中華民族“大海國”的戰略構想。幾乎在同一個時代，美國人馬漢提出海權理論。海洋，已成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的戰略基石。我想，作為一個個體，每個人的視野和經歷都是有限的，隨著我們慢慢長大，我們認識了天空，認識了陸地，認識了海洋。而作為一名記者，我們的成長不僅讓我們了解了自己，讓我們更加了解了我們的國家、更加了解我們的時代，更加了解我們在這個時代為這個國家所要承擔的使命。

楊瓊

中國國際廣播電台新聞中心採編部記者，自2008年工作以來，主要負責軍事領域報道，先后多次參加近幾年中國軍隊重大活動，多次隨海軍艦艇出海訓練，深入邊疆一線，幾乎走遍了中國邊海防線。多次獲得中國國際廣播新聞獎一等獎。2010—2011年度，被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評為“精神文明先進個人”。

海洋是“藍色的國土”，輿論場就是戰場，搶佔先機才能先發制人。作為記者，她用報道捍衛國家主權，增強民眾海洋意識，致敬默默堅守海島的官兵。而她的堅韌、勇敢、真誠也值得我們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