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日報：用制度讓新聞發言人“必須說”

　　深論

　　敬一山（媒體評論員）

　　如果沒有硬性的制度要求其“必須說”，那麼不說最多“無功”，說了還可能“有過”，作為個人來講，當然是選擇“不願說”。相反，如果制度過硬，對發言人的發言頻次有硬性要求，發言人自然會主動去提升媒介素養，去研究表達的技巧。久而久之，“會說”的發言人才會多起來。

　　12月16日晚，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辦2015年新年招待會，會上發布了最新版的新聞發言人名單，包括88個中央和國務院各有關部門，最高法、最高檢的新聞發言人名單和聯系方式，以及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和政府新聞發言人名單，並且名單全部“具體到人”。

　　對公眾來說，新聞發言人已不是一個陌生崗位，自2003年中國政府新聞發言人制度正式啟動，已過去十余年的時間。但又不得不承認的是，相較於公眾期待來說，過去新聞發言人所發揮的解疑釋惑、溝通民意的作用，還遠遠不夠。如果回憶下印象深刻的新聞發言人，可能很多人的記憶還停留在教育部原發言人王旭明、原鐵道部發言人王勇平等少數幾位。

　　對早期那些曾備受關注的發言人，盡管評價褒貶不一，但至少保証大事發生時，相關部門有人站出來“說話”。說對說錯，當然可以獎優懲劣、改進完善。遺憾的是，從總體而言，能將“個性”和本職工作結合比較好的發言人，只是鳳毛麟角。曾有媒體統計，在十年前第一批接受培訓的100余位新聞發言人中，有19位從不發言。更普遍的情形是，發言人只是機械承擔新聞發布，很少能和民意形成及時有效的溝通。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蔡名照去年在央視談到新聞發言人，就總結了兩句話：“一句話是不敢說、不願說，一句話是不會說，說錯話。”這的確反映了當下新聞發言人的普遍狀態，而其中最核心的問題，或許還是“不願說”。如果沒有硬性的制度要求其“必須說”，那麼不說最多“無功”，說了還可能“有過”，作為個人來講，當然是選擇“不願說”。相反，如果制度過硬，對發言人的發言頻次有硬性要求，發言人自然會主動去提升媒介素養，去研究表達的技巧。久而久之，“會說”的發言人才會多起來。

　　央視主持人白岩鬆曾經為發言人做過培訓，去年以全國政協委員的身份提交提案，建議政府部門應每月定期舉辦新聞發布會。在一個信息社會，每月一次溝通頻率，應是對發言人的底線要求。現在國新辦已決定，明年起每周定期開政策吹風會，回應公眾關注的問題。這也應成為其他部門新聞發言人的通用規則。

　　除了這種定期例會之外，還可以有一些更細化的規定。比如，在遇到突發公共事件，引起輿論高度關注的時候，相關部門的發言人應在多長時間內，通過哪些基本渠道向公眾發布信息、回應關切。在新媒體時代，民眾對關鍵信息的渴求，有時是以秒來計算，發言人必須適應這樣的節奏。

　　李克強總理曾提出，要“讓政府政策透明，讓權力運行透明，讓群眾看得到、聽得懂、信得過”。要實現這個目標，新聞發言人的作用至關重要。期待國新辦能以更具體的制度，讓發言人敢說、願說、會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