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連廣播電視台 盧建偉：生死現場

我是大連廣播電視台新聞中心輿論監督欄目的記者，從事新聞工作30年了。我想做個好記者，我一直對自己有個承諾，那就是——在現場。這個承諾讓我經歷了無數次的生死考驗，在追蹤地溝油黑加工點的現場被刀逼胸口，在拍攝違建別墅的現場被打得頭破血流，在記錄“梅花”台風導致潰壩的現場險些被卷入海裡。每個現場都考驗著我對記者職責的承諾。

2001年春天，大連的西山水庫備用水源地，有人夜間排放醫療垃圾，晚上10點單位派我去採訪。拍攝完現場，我跟隨排渣車去了裝車的工地。不料，有兩個人將我扑倒，薅著頭發，架著胳膊，推搡到一個黑屋子裡，一個大胡子對著我的臉就是一拳，當時我的鼻子流血不止。一個叫“六哥”的人威脅我說：“你要是敢給我報出去，我就整死你。”我說：“你整死我，你就是嫌犯，我就是烈士，我已經向派出所報案了。”他們害怕了，把一盆臟水潑在我的頭上，強行用抹布擦掉我臉上的血跡，把我架到工地的大門外。我帶傷回到台裡，制作完節目天都亮了。節目播出后，在執法部門的監督下，這家土石方公司清除了排放在水源地的醫療垃圾。

2006年12月中旬，台裡派我去關注一起拖欠農民工工資的事兒。

工地在山上，那天下著雨，當我找到民工時，看見他們蜷縮在一個塑料布搭建的小棚子裡，等待發工錢回家過年，可包工頭卻攜款跑了。34個民工，有條件的下山投親靠友。沒有出路的，被攆出工棚，一天隻吃一頓飯。其中一個姓谷的民工感冒發高燒，連買藥的錢都拿不出來。我開車下山買了感冒藥和兩箱方便面，幫助民工找干柴、燒開水，讓他們吃上熱飯。然后我敲開了工地的大門，面對負責人，我憤怒地說：“你出來看看他們是怎麼過的，如果他們是你的兄弟你也會這麼忍心嗎？”那個負責人卻說：“你要是想管閑事 ，那就是找死。” 我沒有懼怕，開車去找金州區政府、找勞動監察大隊、找發包單位，到第二天下午三點，34名民工拿到了自己辛苦了一年賺得的血汗錢。

2010年7月16號晚上6點多鐘，我正在和30多年沒見面的同學聚餐，還沒等開餐，我接到電話，說新港石油管道 爆炸起火了。我迅速向台裡通報了情況后，開車直奔現場。我把車停到了距離新港一公裡外的橋頭，扛著三腳架、提著攝像機就往起火點跑，6點20分，我在離起火點最近的地方做了出鏡報道。此后，火越來越大，到了晚8點，港區附近的人開始疏散，我在拍攝疏散隊伍時，感覺到事態的嚴重，就把拍攝完的兩本帶子放在了車裡，然后又返回了火場。

晚上9點，裝有10萬噸的104號儲油罐發生爆炸。大火沖天，帶著火的石油流進了下水井，爆炸聲不斷，被炸飛的井蓋滿天飛，隨時可能殃及生命。我在火場裡奔跑、拍攝，每呼吸一次都十分困難。我隻好扒開草皮，深吸一口氣，然后再起身拍攝。由於離火場太近，我麥克風上的海綿罩都被烤化了，頭發、衣服上粘滿了石油。滾燙的石油流淌火距離化學灌區不足50米，裝著液氨、二甲苯的罐體一旦燃爆，附近所有的人將在瞬間斃命。

一位20來歲的消防戰士跑過來對我說：“你是記者嗎？我想說句話。”他沖著鏡頭大聲說：“爸媽，我愛你們。”說完消失在濃煙裡 。一位叫許志友的消防隊長給妻子打電話說：“我在火場指揮 ，可能是回不去了，你和孩子要好好生活。”聽完他的電話，我才感覺到死亡的威脅。我趕緊給台裡同事打電話說：“有兩本拍攝完的帶子我放在車裡了。”然后，我給妻子和孩子發了一條短信：我在火場採訪，如果我死了，我會在天堂保佑你們。

就這樣，我在火場苦戰到了天亮，一共拍攝了6本錄像帶，真實記錄了500多輛消防車，幾千名消防官兵在大火中鏖戰的場面。

這場大火之后，我被遼寧省人民政府授予二等功，我拿著這個獎狀跟我愛人開玩笑說：“那天如果我死了，這個獎狀或許是一等功。”我愛人說：“我什麼獎狀都不想看，隻想你多給家裡一點時間。”

這些年我身上留下了許多傷疤，有的是在惡劣的新聞現場留下的，但更多的是被曝光對象留下的。每道傷疤、每次生死都是職業良心的見証。有人說在輿論監督欄目干的時間越長，自己在社會上的路子會越窄。但我想，隻要你胸懷職業的神聖，心裡裝著老百姓，為人民做事，黨和人民給你的信任和榮譽比什麼路子都寬。我今年已經53歲了，仍然為我熱愛的新聞事業，為尋求社會的公平、正義，戰斗在新聞第一線，即使有一天我再也跑不動了，但是我的精神也不會退縮，這就是我對記者這份職業的堅守和熱愛 。

盧建偉

30年電視記者從業經歷，歷任大連廣播電視台專題部主任、新聞部主任、副台長、副總編輯。曾獲得全國好新聞一等獎，遼寧省好新聞一等獎，遼寧省政府二等功臣稱號，大連市新聞系統優秀共產黨員。先后出版了3部個人作品集。

哪裡有危險，哪裡就有他的身影，為了得到一手的素材沖鋒陷陣，為了正義與公平貢獻力量。面對威脅恐嚇，他從未被嚇倒，留在他身上的傷疤是對新聞事實的見証，也是對社會良知的堅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