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类”电视节目：为底层阶层代言【3】

三、为底层阶层立言：电视媒体的社会责任

底层阶层作为社会阶层群体的存在类型，应该与其他阶层一样享有平等的话语权。“帮忙类”节目虽然体现出电视媒体利用底层阶层的权利寻租实现收视率提升以及最终实现经济效益的一面，但不可置疑的是，电视媒介也“帮助”底层阶层维护了他们的利益，赢得了一些话语权。事实上，底层阶层与媒介权力一旦联盟，其产生的力量极为巨大，不可小觑。

在新时期，媒介具有更为复杂的身份，它不仅是信息的传播者、舆论的引导者、政策的宣传者，还是企业的经营者。虽然媒介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权力机制的规制和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媒介仍然具有强大的权力——媒介话语生产的自主权。电视媒介不仅仅应该关注自身的经济利益，还应该承担起为社会公众特别是人数众多的社会底层阶层代言的社会责任。

（一）强化为底层阶层代言的责任

媒介的职业特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专业性传播权，即传播信息、评论编辑等专业权；另一项是社会性传播权力，也就是舆论监督权。这就给了媒体控制话语的权力，并在传递话语的过程中产生巨大的话语传播力量。事实上，电视媒介传播的强大力量是由电视受众赋予的，这必然也要求电视媒介承担起关注底层阶层的社会责任，树立起电视媒介为民代言、“为民请命”的社会职责。电视媒介应该尊重受众赋予的媒介权力，“不管前面路有多苦”，都要竭心尽力地为底层阶层代好言，维护底层阶层的话语权。电视依凭媒介权力而具有强大的话语能力，能够形成强大的社会声势与舆论影响，对社会产生环境监测、舆论监督的作用，这也使得侵害底层阶层权益的单位和个人因忌惮强大的民意而不敢肆意妄为。

不过，舆论监督是需要勇气的，特别是电视媒介在维护底层阶层利益的时候，可能要面对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甚或生命危险。不管怎样，媒介应该承担起舆论监督的责任，担当起社会的良心，不能遇到权力、遇到困难、遇到压力就往后退缩或索性“两眼不看，两耳不闻”，而应该将受众赋予的媒介权力以及产生的威力充分发挥出来，真心实意地为底层阶层代好言、发好言，促进社会的和谐与民主化进程。

（二）强化对底层阶层的人文关怀

如果说舆论监督呈现出“铁肩担正义”的媒介责任的话，媒介的人文关怀则通过底层阶层真实生活的呈现，展现出底层阶层群体的情感与处境，呼唤解决底层阶层处境的对策。目前，众多的“帮忙类”节目还停留在“为老百姓说话，替老百姓办事”的倾诉、投诉的平台层面，只是从做电视节目的角度去呈现底层阶层群体或个人的求助过程，只是为了实现电视的传播，比如难以调解的财产纠纷肯定是寻求律师咨询，由产品质量、价格等引起的矛盾总离不开消费者协会的介入……众多电视节目帮忙方式雷同，甚或节目出现重复“帮忙”，这也使得大多数“帮忙类”节目流于表面，没有介入到事件本质中去。不仅如此，“帮忙类”节目还经常出现有些记者全然不顾求助者的个人隐私以及节目播出后面对的社会生活，以致电视节目满足了电视受众的“窥私欲”却伤害了求助人的情感与态度，严重影响了求助人的正常生活状态。一些“帮忙类”栏目甚至因为求租人不愿意将求助诉之于媒介公共空间，以致这种求助不能带来节目以及收视效益，而对底层阶层的求助置之不理。有些底层阶层因为工作、生活上的困难的相似性而求助电视媒介，而电视媒介则基于播出频率和播出价值的考量，而置之一边，不予“帮忙”。“帮忙类”电视节目存在的众多问题，都体现出电视媒介更多地是从媒介市场化的角度去考量底层阶层的“求助”，体现出电视媒介对节目收视率和经济效益的追逐，而没有从媒体应该具有的人文关怀和平民立场的角度去思量，这也是很多底层阶层群体或个人对“帮忙类”电视栏目有些失望的原因所在。

媒介“帮忙”应该从底层阶层的生活状态和情感角度出发，去叙述他们的情感、心理，从而为底层阶层营造出一个鲜活的话语空间，并能通过帮忙一个，惠及一群，促进国家、社会对求助问题的重视，让社会更趋民主、法制、和谐。“帮忙类”电视节目如能从做注意力为第一要义提升到做影响力为第一要义，它的生命力才会强盛而长久。

注释：

[1]卢现祥.寻租经济学导论[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17.

[2]孙国华，龚刚强.求解权力寻租[J].中国报道，2010（8）.

[3]孙立平.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分层的新特点，http://www.blogchina.com/new/diaplay/72437.html.

[4]詹姆斯?卡伦.媒体与权力[M]. 史安斌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367.

(蔡之国，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后，扬州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影视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