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闻文本群的存在原因及表现形式

摘 要：新闻报道以文本群的形式出现是一种常见现象，在网络媒体发达的今天，这一现象更为普遍。本文就其存在原因及其互动的表现形式进行分析，指出新闻媒体的性质、新闻报道的目的是主要原因，而同类主题文本间无意识互动和同类主题文本间有意识互动是其两种主要的表现形式。

关键词：新闻文本群；原因；表现形式

新闻文本是新闻传播主体创造的劳动成果，是新闻接受主体认知评价的对象，是传、受主体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进行交流、沟通和互动的中介。新闻文本既反映着传播主体的传播目的和传播水平，也直接影响新闻接受主体的收受活动[1]。新闻与文学一样，都存在文本群现象，它是指传播主体从某一意图出发而将内容相似相近的三篇以上的报道集中在某一时间段内传播的新闻报道群体[2]。

一、新闻文本群存在的原因

新闻实务操作上的文本群现象更为明显，新闻毕竟不同于文学，文学创作的个人化、非社会化、非组织化特点，注定它在这方面的松散性；而新闻事业的组织性、政府性、企业性等特色，特别是我国新闻事业的“喉舌”性质，更是注定了文本群现象的大量存在。具体而言：

其一，新闻事业作为一个战线而存在，在新闻报道上必然存在整体的领导以及相对统一的报道行为。新闻生产主要是一种话语实践，一种话语安排形式。在这种语篇链的每一环节，事件被一再代码化，因而它又体现了笔者、说者或机构的社会认知[3]。他们可以在自己的权责范围内决定话语的体裁、话题、内容和表达方式。如此一来，使得新闻报道内容的主题集中化且具有明确的指示性，从而导致大量文本群的产生。

其二，新闻事业作为阶级舆论工具，在我国既是人民的耳口喉舌，也是党和政府的耳口喉舌，其指导舆论和宣传推广的功能，需要文本间的群体互动。宣传就是为了某一政治目的进行大规模大范围长时间的报道，由此可见：首先，宣传具有明确的主题，决定了同一文本群的大量出现；其次，“长时间、大规模”也说明需要大量同一宣传主题下的大量文本积累，需要单文本与群文本的互动联合，只有两者互动才能形成力量。

其三，新闻单位的企业属性，决定了它的报道不是天马行空，而是要遵循新闻规律来组织报道，抓社会热点、抓受众兴趣点，这也造成文本群的大量出现。

在新闻实务操作过程中，传播者利用文本群这一报道手段的明确目的就是为了带来其所期待的传播效果，通过大量的文本群给受众带来视听上的连环轰炸，从而使受众对报道的内容产生相关反应（不外乎正效应、零效应、负效应这三种），这正是传播者在新闻活动中大量运用这种报道手段的原因之一。

二、新闻文本群互动的表现形式

要达到传播者需要的效果，文本之间需要组成文本群才能达到应有的声势。如2003年《南方都市报》报道的“孙志刚事件”，如果只是一个单文本的动态消息，肯定不会引起广泛关注。又如重庆钉子户、温州动车事故报道等，都是文本的群体互动才形成叠加效应。正如学者陶喆在《<死亡日记>：一个媒介事件的构建和伦理分析》中指出：媒介事件是大众媒介议程设置功能的集中体现。媒体能够通过持续对某一问题的集中报道，使原来不出现在公众视野之内的事件成为一时间社会关注的焦点[4]。这是对文本群传播力的形象说明。

新闻文本中，单文本形成的群体互动的表现形式有两种，一是单文本之间在采编过程中是无意识的各自独立，但在表现结果上，由于内容或主题上的相近性在无形中又会形成一个主题，或给受众一个整体上的印象或观点，这就是单文本之间形成的群体互动；二是大量有组织的文本之间形成的文本群，他们之间的各个文本与群体之间形成互动。

新闻文本间形成整合效应的主要表现形式有：

（一）同类主题文本间无意识的互动

这一类报道中，虽然每一文本是单一的，也不存在连续报道、系列报道之嫌。但同一主题新闻文本的无意识大量出现，就形成了人们对某一现象或事件的整体看法。德国《明镜》周刊的中国镜像为“经济上繁荣开放，但政治上保守专制，民主得不到发展，军事上野心勃勃的民族主义国家，而且腐败、失业、贫富差距过大等社会问题，这个21世纪最有希望的国家正处于巨大的潜在危机中。[5]” 这一镜像的得来，就是西方媒体长期以来一直关注中国的负面问题，当此类新闻出现的频率增多，同一主题新闻文本的大量积累，自然给西方受众这一镜像。

再比如，在媒体大量报道了东莞的抢劫杀戮的负面新闻后，人们一谈到东莞，第一反应是治安差的印象；谈到中东，认为此乃是非之地，为何有此刻板印象，在于报道该地区的新闻大多为暴乱、冲突事件，这类报道无形中就形成了大量主题类似的文本群。这些零散的大量报道，却反映的是同一主题下的事实，从而形成了文本间的互动，导致了人的无意识的集体非理性，把假象与错觉当成真实，把局部问题当成整体现实，这种文本组成群体纠集在一起就造成了超文本的效应。

在新闻报道中，单文本形成的群体互动效果也是经常出现的一种表现形式。回顾世界新闻史，如黄色新闻的兴起，就是这类单文本形成群体互动效果的典型表现，在廉价报纸诞生之初，为迎合大众趣味，形成大量的以犯罪、性、暴力为主要内容的新闻文本，当这些文本大量出现时，就会形成主题类似的文本群，从而拉开了黄色新闻的序幕。

（二）同类主题文本间有意识的互动

从微观的报道手段上讲，组合式报道、系列报道、连续报道等，就属于同类新闻文本间有意识的群体互动，这种编辑手段以及报道技巧构成了大量的文本群，这种新闻文本群之间的有意识互动，形成了强大声势，从而达到超文本效应。

1.组合报道。组合报道是将关于某一新闻事件的各个侧面的报道及素材组合在一起，从方方面面对新闻进行透视的一种报道方式[6]。也有学者把组合报道定义为：围绕同一主题(或事件)将不同地点、单位和不同内容的新闻编排组合在一起，形成宣传上的一种强势，使读者从若干新闻事实的联系、对比或隐喻中，得到超越于零星新闻事实的启示和教益[7]。

组合报道通过把类似的单文本组合在一起，形成文本群的互动。在组合方式上，可以把相关的消息、评论、图片、背景资料等编排在一起，形成一个全方位的文本群，对受众造成视觉上的冲击力，以达到对某一事件或人物有全面的认识，从而展现传者的传播意图[7]。例如2013年3月3日《南方日报》报道的救人英雄郑益龙，当天共有7篇相关报道见报（如《妻子眼中“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好人”》、《救人英雄郑益龙还没找到》、《英雄救人视频震撼网友》、《广州市领导看望郑益龙家属》等），体裁有通讯、消息、对话、图片等，通过传者有意识的组合和编辑，将郑益龙的感人事迹、亲友的悲痛、领导的关怀和读者的关注逐一呈现出来，使受众对郑益龙这一英雄人物有更全面和深入的了解。

近年来，报业竞争趋势日益激烈，在重大事件的告知上如何以全方位的信息提供来满足受众就成了竞争的一项重要内容，组合报道作为一种新闻报道方式，其全方位、立体化、多角度反映新闻事实的优势，深受受众认可。而受众对新闻的注意与兴趣很大程度上在于传播者如何进行议程设置，把各种新闻文本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文本群，受众就会意识到这是一个重要的新闻事件或新闻主题，自然就会因文本群的视觉冲击力而注意相关的新闻报道。

2.连续报道、系列报道。新闻文本间的互动也大量体现在连续报道、系列报道中。连续报道就是在一定时期内对某一发展中的新闻事件，进行持续报道的一种报道形式；系列报道则是以某一新闻主题为纲，对某一新闻事实进行全方位解读的连载性报道。如由中宣部发起，各新闻单位开展的“走转改”报道均属前者，对重庆钉子户及温州动车事故的报道均属后者。上述报道都是为了形成一定的舆论宣传影响或新闻事实影响而进行的，目的就是依靠文本群的集中力量对读者达到一种认识上的冲击或以此引起社会对某一事件、现象的关注。一般说来，这种形式的文本群之间的互动往往能达到既定目的，例如对重庆钉子户的连续报道引起了广泛关注，更让学界开展了“物权法”大讨论，而对温州动车事故的连续报道，则引发了我国对高铁发展政策的重新审视。

在我国的典型宣传上，更是大量运用这种报道形式。如对典型人物的报道，往往是从上到下，全方位、集中时段地进行广泛宣传，形成各种各样的文本群。这种铺天盖地的文本群轰炸，要么使宣传的典型深入人心，要么过犹不及，造成受众的对抗式解读或麻木性的视而不见。

3.媒体联合互动报道。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这一哲学原理同样适用于新闻文本群的互动关系中，分散的文本在影响力上远不如文本群带来的强力效应。新闻的文本群不仅存在于同一家同一类媒体的报道之中，有时同一新闻事件的文本群会存在于不同类型的媒体之中，即电视、广播、报纸和网络四大媒介同时对某一事件进行报道，这时所涉及的新闻事件最能引起受众关注。

因为在大众媒介系统之中，每一个媒介都有其特定的功能，这种功能是那种媒介在整个大系统之外作为独立因素时所固有的，可称为“元功能”，当各种媒介叠加起来所产生的功能便是所谓“加功能”，当各种媒介作为子系统按照一定的次序组成一个有机体时，其产生的功能就是所谓的“构功能”，这里所谓的“构功能”，就是整体的功能[8]。当不同媒介在新闻报道上能有机配合时，就会产生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强大威力。“媒介杂交释放出的新的力量和能量，正如原子裂变要释放巨大的核能一样。[9]”正是因为新闻媒介联合互动能形成强大的舆论声势，所以，我国非常注重必要时媒体之间对某一新闻事件或宣传主题的报道配合。

新闻文本群互动所能产生的巨大力量，带来了新闻报道中从业者对文本间互动带来的超文本效应的重视。但应注意的是，在利用这一文本群的功能之时要防止物极必反的做法，其主要体现就是对有悖于新闻事实，且本不应该大力报道的东西进行大肆炒作，走向低俗化的误区。

参考文献：

[1] 孙发友.新闻文本与文化生态——媒介话语的框架性解读[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杨保军.新闻文本的个性特征[J].当代传播,2004(2).

[3] 李彬.符号透视,传播内容的本体诠释[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4] 陶喆.《死亡日记》:一个媒介事件的构建和伦理分析[J].现代传播,2001(2).

[5] 张征,冯静.《明镜》周刊之“镜中中国”解析[J].国际新闻界,2005(2).

[6] 杜骏飞,胡翼青.深度报道原理[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7] 于泳.组合报道——现代平面媒体深度报道的另一种尝试[J].新闻战线,2005(9).

[8] 张昆.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9] 麦克卢汉等编.何道宽译.麦克卢汉精粹[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