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传播提供了一种体育赛事仪式并使之长期保存,建构了体育文化,“将境遇、背景各不相同的个体和家庭结合在一个结合体中,在这个集合体中,人们形成了强烈的相互认同,获取基本的意义,并找到了情感的满足。”[20]北京奥运会在建构中华文化认同机制的基础上,搭建了国家形象传播的良好平台。国家形象是“指其他国家(包括个人、组织和政府)对该国的综合评价和总体印象,这种形象主要包括物质、制度和精神三个方面的要素。”[21]国家形象的意义建构不仅仅是科技、经济、国防、军事、资源的体现,而且还是文化、精神的“强力表达”。在国家形象传播方面,媒介文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媒介本身具有的强烈“意识形态”决定了传播文本的倾向,可以说“美国媒介塑造中国的形象,不仅反映中国的现实,也反映美国的现实,更反映中美关系的起伏。”[22]奥运会在国外的良好口碑传播,充分展示了我国家经济实力的强劲发展,使国家形象在被他人评价的同时,也反映出了国人的形象期待与评价。当国家形象得到良好传播之时,身份、民族、文化的认同得以不断的加强,国家认同的文化心理机制得以更好地发挥作用。民族归属感、自豪感、荣誉感在“仪式化”的体育赛事的传播中油然而生并不断地得到强化。
三、结语
体育赛事作为透视当代社会发展的棱镜,在折射社会主义文化变迁轨迹的同时,以影像叙事的表达方式完成了新时期的体育精神,传递了电视体育文化的积极意义。体育赛事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技能竞技,而成为了建构包裹娱乐精神、狂欢力量以及奇观消费的文化场域。体育文化与奇观力量进行了有效的创生与粘合,符号叙事与时空叙事在媒介景观地呈现中传递着社会正能量,整合了社会秩序与文化价值。(作者单位:重庆市沙坪坝区新闻中心)
注释:
[1] 、[11]孙宝国:《中国电视娱乐节目形态学》,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第191、192页。
[2]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著,史安斌译:《媒体奇观——当代美国社会文化透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3]、[4][美]斯蒂芬·贝斯特、道格拉斯·科尔纳著,陈刚译:《后现代转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0、104页。
[5] 陆林:《现代消费主义文化的符号化特征》,《新闻世界》2009年第09期。
[6]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页。
[7] 陈默:《电视文化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3页。
[8] 、[9]、 [10]、 [13]、[16]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著,史安斌译:《媒体奇观——当代美国社会文化透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4、75、77、2、1页。
[12] 张兵娟:《仪式 传播 文化》,《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3期。
[14] 王清清:《电视仪式:电视人类学研究发展》,《广西民族研究》2010年第1期。
[15] 、[20] [美]戴安娜·克兰著,王小章、郑震译:《文化社会学——浮现中的理论视野》,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18页 。
[17] 陈正富:《对现代体育精神的诠释》,《宁波大学学报》 2005年第8期。
[18] [美]丹尼尔·戴扬,伊莱休?卡茨著,麻争旗译:《媒介事件》,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6页。
[19] [法] 埃米尔·涂尔干著,渠东译:《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62页。
[21] 刘继南:《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
[22] 李金铨: 《超越西方霸权——传媒与“文化中国”的现代性》,香港,牛津(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