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子论文]网络传播中的张国荣怀念潮

摘  要：本文主要运用符号学理论研究网络传播（online communication）中的张国荣怀念潮现象，认为在网络传播不断发展的今天，自媒体赋予了网民更多的“符号权力”，与传统媒体共同给“张国荣”这一符号赋予了独特的象征意义。透过这些符号，人们借此进行“印象管理”，影响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同时，这些象征性的情感和符号被反复的提及和灌输，使得这场媒介狂欢的参与者们共享一套共同的价值体系，形成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而每到纪念日这种盛大的怀念潮就会如期而至，俨然形成了一个新的“传统”。

关键词：符号 表演 发明传统 张国荣 怀念潮

引言

怀旧现象自古便有，而到了现代社会，这种现象更加普遍。现代社会的流动多变使得人们生活的世界变成了一个没有边界、也无从确认自身方位的世界，正如当代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所引证的那样，“我们实际上居住在一个奇异的怪圈中，它的圆心无处不在，而圆周却无处可寻”。[[1] 赵静蓉，《怀旧文化事件的社会学分析》，《社会学研究》，2005.03][1]在精神的层面上，每个人都似乎成了“流浪者”，这为现代的怀旧气象奠定了社会基础。[[2] 赵静蓉，《怀旧文化事件的社会学分析》，《社会学研究》，2005.03][2]而随着网络传播的不断发展，特别是自媒体（We media）时代的到来，寄生于互联网的媒介怀旧景观为新闻传播领域提供了新的课题，如80、90后的集体怀旧景观、通过发布幼时玩具、零食的图片来缅怀青春；还有一些对建国前的老上海的人文景观的怀旧图片；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港片红星的怀念等。而大陆学者在这一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

笔者选取个案分析的方法，对近年来在网上盛行的张国荣怀念潮作为案例进行系统分析。之所以选取这一个案，是由于张国荣怀念潮从2003年一直延续至今，且规模巨大、发生时间较有规律，已经不能将此案例全然划归在“怀旧”这一个研究方向之下。

作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红遍中国的港星，张国荣阴柔俊朗的形象，特立独行的性格以及戛然而止的生命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03年4月1日，张国荣的纵情一跃，使得香港与大陆的媒体都陷入一片慌乱，媒体对张国荣的关注甚至超过了了当时爆发的美伊战争和非典疫情。与张国荣生前遭受的讽刺与嘲弄相比，香港媒体一改常态，对其极尽溢美之词，而民间对于张国荣的追思也一浪高过一浪。

本文主要采取符号学理论，研究在张国荣去世之后的十年间（2003—2013年），特别是在网络媒体不断发展，自媒体时代到来之后，张国荣的怀念潮为何不断发展壮大，并且每逢纪念日（张国荣的生日或忌日），这种仪式化的媒介景观都会如期而至。

一、符号：旧物复兴

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在《消费社会》中曾今提到这样一个概念：新潮，即对过时的事物的复兴。他认为，文化消费可以被定义为那种夸张可笑的复兴、那种对已经不复存在之事物——对已被“消费”（取这个词的本义：完成和结束）事物进行滑稽追忆的时间和场所。[[3] 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刚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9页][3]从中“我们不应只简单地看到对过去的怀念：透过这一‘生活化’层面的，是对消费的历史性和结构性定义，即在否认事物和现实的基础上对符号进行颂扬。”[[4] 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刚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0页][4]

张国荣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演唱出道，在娱乐圈熬了七年，成绩一直不理想，“嘘声、喝倒彩似乎成为他的宿命”。[[5] 黎熙元，《张国荣“化蝶“：一个”香港梦“的隐喻》，《当代港澳》，2003.02][5]直到八十年代下半期，张国荣的星途才开始逐渐平坦，凭借《Monica》等几首歌曲入选“十大中文金曲”，同时也开始参演了几部后来获得较高评价的电影。然而，质疑与讽刺并没有随着演艺事业的发展而有所减少，他与其同性爱人唐先生的衣食住行是香港八卦杂志头条的常客，他穿着贝壳群、高跟鞋在公开场合亮相，挑战着传统权威和舆论的压力。从出道开始直至生命的结束，批判和嘲讽如影随形。

然而，当他由于不堪忍受抑郁症的折磨而纵身一跃之后，乾坤倒转，以前的嘲弄讽刺变为毫不吝惜的赞美，将他“神化”、“仙化”，而现在，张国荣已然成为一种符号。对于张国荣的“符号化”，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称张国荣为“哥哥”。张国荣的崇拜者，包括演艺圈的同行，不论前辈还是后辈，甚至记者、报道都称其为“哥哥”。这个称呼的来源有几个不同版本，但是在张国荣生前还没有如此统一的称呼，对他的报道也未用这样的字眼。

对于张国荣其人的评价，多用形容女性的辞藻，如“芳华绝代”、“抚媚妖娆”、“眉目如画，顾盼生辉”、“过分美丽”、“有仙气”等。

对张国荣的作品和经历“贴标签”。如将一张八卦报纸记者拍摄的张国荣与其同性爱人之间的牵手照，定义为“本世纪最伟大牵手”。称其在主演的电影《霸王别姬》中的表现“完美”、“出神入化”、“雌雄难辨”、“倾国倾城”等。

将张国荣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香港电影的繁荣时期相联系，将其塑造成为香港电影的代表。张国荣的几部主要的代表作，包括《阿飞正传》、《春光乍泄》、《霸王别姬》都被反复提及，以追忆香港电影曾今的辉煌。

上世纪“香港梦”的代表——“艰苦奋斗、至死方休”、“明天会更好”，张国荣的成名经历就是对“香港梦”的完美注解，他代表了八九十年代香港人的精神面貌。[[6] 黎熙元，《张国荣“化蝶“：一个”香港梦“的隐喻》，《当代港澳》，2003.02][6]

“张国荣”这个“能指”已经脱离了他本来的身份，指向了一个“完美无缺”的，神仙般的偶像人物（所指）。 鲍德里亚认为，消费社会之中，符号的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已经完全分离开来，“所指的价值”取消了，符号所指向的“真实”内容已经当然无存，符号只进行内部交换，不与真实互动。与所指相分离的能指呈现出游离的状态，从社会上重新吸取所指进行配对，而媒体就是“漂流的能指”（floating signifiers）进行配对的最佳场所。[[7] 陈力丹，陆亨,《鲍德里亚的后现代传媒观及其对当代中国传媒的启示——纪念鲍德里亚》，《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03][7]

正是通过这样一种“能指”的游离和狂欢，将“张国荣”指向一个在娱乐圈人人尊敬的“哥哥”，一个比女人还要细腻妖娆的完美男人，一个香港电影黄金时期的最佳代表，一个不与世俗为伍、特立独行的“神”。这种符号化的过程由大众媒介首先发起，而随着网络的普及和自媒体的发展，网民逐渐开始掌握“符号权力”，或附和大众媒介，或对“张国荣”这一符号进行二次拔高和放大，比如一些“披露”性质的博文，将张国荣和其他同时代明星做比较，以彰显自己偶像的独特之处。

就这样，“能指”的意义被无限放大，指向一个可以随意添加的所指，一个可以任意拔高和放大的形象。而能指和所指之间一对一的关系的断裂也导致了“新潮”这一现象的产生，即符号指向的随意性导致了消费文化的不断循环与轮回，对于以往情境和事物毫无来由的怀恋。而这种怀旧的情绪只是被某种符号所牵绊的情感寄托。

那么，为什么要对张国荣进行这样的“神化”呢？为什么大众对“张国荣”这个符号如此着迷，即使已经过去了十年，还依然念念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