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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復旦大學篇

歷年獲獎名單

 

2017人民網獎學金獲獎名單:
黃文森、唐榮堂、柏天予、陳竑機、錢威丞、
周娉
2017人民網優秀論文獲獎者名單:
二等獎:潘婷、李相如、王曉虹、
    尤倩倩、楊鑫、韓可欣
三等獎:邱明玥、翟亭亭、喬自易、
    鐘冬雪、汪漢杰

優秀論文二等獎(5)

潘婷

“自來水”對政府公關傳播的影響研究——以bilibili網站有關國家政府的視頻傳播為例
  “眾聲喧嘩”的網絡時代下,政府傳統的單向公關傳播效果日漸式微。如何在新的情境下,引導輿論熱點、傳遞正能量,成為政府公關傳播的難題。而從“網絡水軍”中分化出來的“自來水”群體,並不受雇於人,他們完全自發地對自己感興趣的事物進行傳播,這給政府公關帶來了新的契機。本文將“自來水”與政府公共結合進行分析,希望以一個新的視角審視“水軍”這種網絡時代下的獨特現象,並研究其對於政府公關傳播的影響,從而為政府公關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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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相如

我們生活在“后真相時代”嗎?——基於對微信公眾平台“羅爾事件”傳播的研究
  作為2016的牛津年度詞匯,“后真相”(post-truth)代表了一個時代的特征。在這個時代裡,謊言不再被稱之為謊言(lies),而是被冠以情緒和觀點的名義,達成與謊言同樣的效果。本文通過對微信公眾平台“羅爾事件”傳播的實証研究,運用內容分析法和量化分析法,剖析后真相時代的特點和表征,描述了“人們重視情感與觀點更甚於事實”現象。同時在“使用-滿足”理論,循環模式,“把關人”理論的基礎上,構建了基於微信公眾號自媒體平台的動態平衡傳播模型,分析了后真相在微信平台上表征顯著的深層次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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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曉虹

醫患糾紛報道的在線評論對受眾對涉事醫生態度的影響
  醫患糾紛觸動每個人的神經,大部分受眾通過在線新聞報道了解醫患糾紛,那麼醫患報道的在線評論是否影響受眾對涉事醫生的態度?如果是的話,又有哪些影響因素?以上海市某高校125名學生為被試,採取實驗法,從在線評論的立場、在線評論的信息質量、態度維持穩定性三個因素探討醫患糾紛報道的在線評論對受眾對醫態度的影響。結果發現:在線評論的立場對受眾態度有顯著影響,閱讀支持涉事醫生的在線評論的被試更為支持涉事醫生,閱讀支持涉事患者的在線評論的被試更為支持涉事患者,且差異顯著﹔評論的信息質量對被試對涉事醫生態度沒有顯著影響﹔2周以后,閱讀支持患者在線評論的被試對涉事醫生態度顯著緩和,而閱讀支持醫生在線評論的被試態度沒有顯著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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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倩倩

基於微信平台“標題黨”文章的傳播效果研究——以大學生群體為例
  近年來,在新聞通訊領域中形成了一個新詞——“標題黨”,而微信平台上的文章“標題黨”現象更是盛行不止。通過對前人研究成果的梳理,筆者對“標題黨”進行了界定,也對微信平台文章“標題黨”現象的研究進行了歸納總結,發現針對微信平台“標題黨”文章傳播效果的研究很有必要。基於此,本文從經驗現象“標題黨”入手,用框架理論作為支撐,通過實驗法和訪談法對微信平台文章的“標題黨”文章的傳播效果進行定量研究,探究和總結出了“標題黨”文章與“非標題黨文章”在閱讀量、轉發量以及傳播效果的三個維度(受眾的認知、態度和行為)之間的差異,並針對性地從四個方面對微信平台文章標題的擬定提出建議,期望在提高文章傳播效果的同時改善受眾在微信平台的閱讀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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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鑫、韓可欣

框架爭奪與媒介權力:“毒跑道”事件的新聞報道分析
  在“毒跑道”事件的新聞報道中,傳統黨報、市場化報和專業報這三類不同屬性的報紙因其對該事件新聞事實選擇和新聞價值凸顯上的差異,存在著明顯的報道框架爭奪。市場化報對“制度分析框架”的使用遠超於其他兩類報紙,而傳統黨報主要使用了“界定事實框架”,專業報則側重於“解釋原因框架”。框架爭奪的背后蘊藏著相應的媒介權力偏向。在此次研究中,市場化報通過訴諸於自身標榜的新聞專業主義和持續曝光的新聞策略,將“毒跑道”這一敏感議題推向了灰色區域,獲得了報道該事件的自由空間,因而在既有權力層級上做出了明顯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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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秀論文三等獎(4)

邱明玥

社會學取向下中國新聞生產的新范式探究——“前台”與“后台”的模糊化
  在新媒介技術的推動下,涌現了各種新型的媒介形態。傳統大眾傳媒和新媒介不斷進行碰撞,深刻影響著中國新聞生產實踐的變革。在新媒體技術的影響下,新聞業中作為新聞生產流程的“生產語境”和“職業語境”正在悄然發生變化,科層式的新聞傳媒機構受到了撼動。本文試圖從新聞生產的變革入手,以兩會期間媒體機構的報道,和兩會前后新聞從業者在社交媒體平台上的“展演”為范本,探討以“后台前推”為主要表現方式的新聞業,如何實現“生產語境”和“職業語境”的雙重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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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亭亭

互聯網貨幣紅包重構的社交——以微信紅包為例
  在中國文化結構中,紅包充當了社會關系的重要中介。互聯網貨幣紅包的出現和普及,進一步逾越了傳統紅包的物質功能,建構了基於網絡社會的新型社交方式,深刻地反作用於網絡社會的文化和人際關系。網絡世界帶來的種種變化趨勢彼此關聯,本文便試圖對其中的關系做出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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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自易

中國視頻聚合平台法律問題研究——以“逗點影視”案、“看客影視”案、“電視貓”案、Flava Works v. Gunter案為例
  本文通過中國的“逗點影視”APP案、“看客影視”案、“電視貓”案和美國的Flava Works v. Gunter案,從法律規制、追責原則兩方面討論了中國視頻聚合平台的法律問題,並指出我國相關司法實踐和立法的不足,對其改進提出建議。本文認為,不能僅憑鏈接的虛擬效果來判斷鏈接的法律意義,應當針對視頻聚合平台重新設定“內容”和“信息”的法律邊界,擴大“內容”的指代范圍﹔同時通過在美國已經開始逐漸打破“服務器原則”壟斷的“用戶感知原則”,對“服務器原則”進行救濟,並將修正之后新的判斷標准納入立法,以杜絕目前中國網絡聚合平台領域法律言辭的模糊和歧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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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自易、鐘冬雪、汪漢杰

上海“跨年踩踏”事件中政府危機公關得失
  本文在危機管理三階段理論和議程設置理論的框架下,縱觀上海市政府在外灘踩踏事件中的應對、溝通措施及其“得”與“失”,最終發現:上海市政府試圖從傳統危機傳播管理的“單向信息控制”模式向“雙向互動”模式的轉變態勢值得肯定,但仍存在很多策略性不足。上海市政府在此次公共危機事件中,議程管理態度開明誠懇,正視敏感問題,回應社會期待,對事件進行密切關注和實時報道,也能很好地進行部門聯動,與傳統媒體進行合作強化議程設置。但在與民眾的雙向互動中,具體溝通策略方面存在不足,使之無法有效實現重塑政府與公眾之間良好信任關系的重要溝通目標:上海市政府沒有完全轉變過去“以我為主”的溝通策略,也沒有完全理解新媒體時代的傳播新變化而採取相應措施,如“黃金三小時原則”,爭取意見領袖的理解與支持,也沒有完全掌握議程設置的主動權。政府的公共傳播從“獨白”到“對話”的轉變,仍然有很大的空間有待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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