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生態危機下環境報道的議程設置【3】

中國環境報道中議題設置的不足

指導思想不明，輿論引導力弱。1962年，蕾切爾•卡遜博士在《寂靜的春天》中，介紹了現代科技成果DDT（國內譯為敵敵畏）給環境和人類帶來的風險。而在當時，DDT能殺死攜帶瘧疾、絲虫病與黃熱病的蚊子，攜帶傷寒病的虱子與攜帶黑死病的跳蚤，還能殺死免疫力較強的農作物害虫，大面積提高農作物產量。但蕾切爾•卡遜博士卻大篇幅地論述了DDT對環境和生態的破壞，可以說國外環境報道從根上就培育了對現代科技濫用的質疑，並形成了一系列規范的環境報道倫理。

目前，我國環境報道的指導思想與我國的經濟發展方式相關。政府、媒體都認為我國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發展道路。但是，這樣的指導思想在對待具體的環境問題時往往並不能形成一個鮮明的指導思想。例如，現代農業過分強調技術，化肥、農藥、除草劑、激素，甚至反季節種植、轉基因技術濫用，使得土壤板結、生物多樣性下降。以前，需要一年甚至更長時間才能長大的牲畜，飼料的不斷改進讓這些牲畜還沒有發育，肌肉就已經可以食用了。這樣的食品進入人類食物鏈后，生態后果較為嚴重。在大眾媒體的報道中，如何看待、應對這些現象的內容較少。

在報道污染環境的企業中，媒體口誅筆伐的焦點也往往都集中在企業身上。未能深入挖掘及報道這些污染企業、項目的審批和監管中存在的問題，以此設置科學合理的事前議題，提高政府聽証會的對話質量才能避免“就環境論環境”“就污染論污染”。正因如此，我國的環境報道往往陷入淺層次的道德譴責，輿論的引導力較弱。

運動化報道，持續性較弱。與西方環境新聞報道的成熟、理性不同，中國的環境新聞報道還處於突擊式、運動化的報道階段。還沒有形成環境新聞報道的常態機制，缺乏對環境問題的長期議程設置。這與我國的媒介體制和媒體觀念有直接關系。

體制方面，我國的媒體屬於各級黨委和政府。各級黨委和政府能夠干預媒體的日常報道選題。所以，凡是國內有環境保護的活動（例如黨和國家領導人參加植樹造林活動），或是爆發嚴重事件（洪災、山體滑坡、泥石流等事件）需要媒體配合宣傳的時候，我們就會發現環境新聞以一種高頻率的報道方式出現在公眾面前。而這些報道活動過后，環境新聞又逐漸消失了。流於表面的結果是環境報道的內容枯燥乏味，缺少深度。

在觀念上，不少媒體缺乏環境意識，對環保問題重視不夠。從國外的環境新聞報道來看，大多數環境記者具備扎實的地質、化學、生物等方面的知識儲備。而在我國的媒體人才儲備中，財經、體育、娛樂記者往往是首選，環境記者的數量較少。

跨地域報道，媒介社會環境監視力較弱。在環境新聞報道理論界，各國都存在著所謂“阿富汗斯坦主義”，即媒體在報道國外環境問題時往往深謀遠慮、未雨綢繆，但往往在報道國內環境問題時卻沒了聲音。這一現象可以從2011年11月至12月的德班世界氣候大會報道中看出。我國的媒體將關注點放在了中國代表團團長、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解振華的發言上，尤其是解振華鏗鏘有力地高聲怒斥發達國家沒有履行對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支持的承諾，反而向發展中國家施壓節能減排的任務。

毫無疑問，世界氣候大會錯綜復雜，中國代表團的聲音非常正當。但是，我國媒體並沒有將與節能減排相關的產業重組、工商管理新規、質量檢驗新規等變動信息作為背景報道或深度報道呈現在公眾眼前。例如，中央電視台收視率較高的兩檔節目《動物世界》《人與自然》幾乎都是其他國家的內容，節目中表現的環境、生態破壞讓人感覺是在遙遠的非洲等地，而忘卻了我國存在大量的瀕危物種。

另外，在報道本地環境問題時我國當地大多數媒體往往選擇沉默，而是由外地或者上一級的媒體率先報道。在環境新聞報道中，媒體不能在事前對公眾做出引導，讓公眾參與政府組織的聽証會，促進並提升聽証會的對話質量。